农村留守妇女的媒介形象建构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体制壁垒被打破,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城市流动。由于人口流动过程中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性别差异,使得农村出现了新的社会群体——留守妇女,指的是丈夫长期在外务工,自己单独或与其他家庭成员留守在家的妇女。她们肩负着家庭生产、照顾小孩、赡养老人等责任。国家农业部、中国农业大学、全国妇联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留守妇女人数突破5000万,目前正直逼6000万。

无论是作为家庭成员还是社会成员,农村留守妇女都与乡邻、亲友及其他人发生着各种关系和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是影响家庭和谐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基于该群体在社会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探讨如何公正地塑造其真实、客观的媒介形象,以便社会成员给予其公正评价就变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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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盖伊·塔奇曼在《制造新闻》中指出,新闻是对现实的社会性建构。她认为,“制造新闻的行为就是建构事实本身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建构事实图景的行为。大众媒介对农村留守妇女群体的报道就是对其形象进行建构的过程,其关系到该群体是否能够有效地表达自身的生活经验、体现自身的主体性,也进一步关系到该群体是否能够被其他社会群体客观公正地理解和认同。

依照此思路,本文通过对搜集到的报道进行分析,考察我国纸媒对于农村留守妇女这个特殊群体的形象“再现”问题。希望能够回答如下问题:农村留守妇女群体是如何被当代新闻媒体呈现的?该群体的媒介形象是怎样建构的?

本文样本主要来自于报纸对留守妇女的报道。

对研究样本进行分析归纳,大体可以划分出以下几种常见的叙事类型:负面行为叙事、正面或英雄行为叙事、受爱护叙事、受难叙事,与之相关的还有受难/负面行为叙事和受难/受爱护叙事。以上这些高度类型化的新闻叙事大致构成了农村留守妇女群体的媒介形象。

(一)“受爱护”叙事与农村留守妇女的媒介形象建构

典型的受爱护叙事呈现是她们受到来自党、国家、政府和社会的关怀。政府通过提供技术培训、人力、财力支持,开展各种活动,帮助留守妇女群体致富,提升个人素质;组织她们建立农村“互助组”,以解决各种生活难题;帮助她们在家门口就业,解决其兼顾家庭工作等问题。

农村留守妇女互助组的成员们在一起采茶

农村留守妇女互助组的成员们在一起采茶

(二)“受难”叙事与农村留守妇女的媒介形象建构

典型的受难叙事呈现了该群体一定程度上属于弱势群体,遭受着来自心理或是生理上的双重磨难。其主要体现在两类新闻报道中:一是有关“家庭生活种种重压”的报道,二是有关“被他人骚扰”的报道。典型例子是不仅担心出门在外的丈夫人身安全,还要承受丈夫出轨的心理负担;一方面孤单害怕,随时提防他人性骚扰,极度不安全感;另一方面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骚扰或性侵,包括人身伤害和离婚伤害等。

一名妇女在做工。男人们外出打工,当地很多盖房的工地上都有女人在干活。

一名妇女在做工。男人们外出打工,当地很多盖房的工地上都有女人在干活。

(三)“正面行为”叙事与农村留守妇女的媒介形象建构

与“受爱护”叙事和“受难”叙事不同,正面行为叙事塑造了积极的农村留守妇女形象,比较好地表达了农村留守妇女的主体经验,体现其主体性。典型的呈现是该群体自身的某种正面品性或个人行为对家庭、他人或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一是善良、坚强、聪慧的正面品性,典型的例子包括奋勇救人、辛勤劳作或自主创业、成为家庭的“顶梁柱”;二是互帮互助、对农村经济作出贡献,比如积极参加村务工作,维护农村安宁等。

(四)“负面行为”叙事与农村留守妇女的媒介形象建构

负面行为叙事 典型的呈现是她们或伤害自己、或对他人乃至社会产生不良影响,以及自身或多或少的负面品性。代表性的类型有以下三种:    一是自身的负面品性。包括行为不检点、赌博成性、心胸狭隘、消极悲观、爱贪小便宜等。报道与呈现虽然不是必然导致读者对这个群体的敌意,但会影响公众对其道德、行为的评价。尽管是个例,但由于媒体的“显著性”报道,易使读者对该群体形成“负面”的“刻板印象”。

二是自身的负面品性导致遭受某一层面的苦难。如精神空虚、不甘寂寞、性子软弱、忍气吞声致使常年遭遇性侵。根据社会学家莱默特和贝克尔的标签理论,当大众媒介对农村留守妇女的“负面行为”进行报道时,就会在无形中给她们贴上“问题者”“威胁者”的“标签”,而她们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认同为真正的“问题与威胁”,并做出与“标签”相符的行为。

三是因为负面品性而对他人造成威胁。包括情绪失控弑子、伤害邻居和杀害撞破私情的知情人等。这种类型呈现了农村留守妇女作为“问题”与“麻烦”制造者,对他人尤其是亲人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

大众媒介以高度类型化的叙事方式再现了高度类型化的农村留守妇女群体形象。根据其频率高低,依次呈现了“受爱护”“受难”“正面”“负面”和中立形象。其中,“受爱护”形象被最大化地呈现,“正面”“负面”形象则或多或少受到抑制。这种报道模式有意无意地“培养”了公众的社会共识:农村留守妇女是一个备受“爱护”和“关注”的群体,她们也会经受磨难,并偶尔充当社会麻烦的制造者,但也经常会有一些积极正面的行为,为社会做出或多或少的贡献。然而,就整体而言,这种形象“再现”却是失衡的,被更多地呈现为“受爱者”和“受关注者”,而表现其正面形象的主动行为却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大众媒介为何如此构建农村留守妇女媒介形象?可以尝试从新闻宣传和话语失衡两个方面来窥见其原因。

首先,归结于政治宣传框架。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我国新闻媒体要遵循党性原则,承担重大宣传任务。这就要求新闻媒体始终要将社会效益摆在首位,体现党和政府的意图和倾向。

其次,归结于话语资源分配失衡。通常“人们把那些掌握着某种政治、经济或文化,同时也操纵媒体资源,因而具有较大社会音量的人,称作拥有较多社会话语权的人。毋庸置疑,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村留守妇女,虽然改变这种状况无法绕开新闻宣传的政治框架,但从争取农村留守妇女的女性话语权方面入手也是一种途径。

 

资料来源:

《农村留守妇女的媒介形象建构》,董小玉,洪亚星 著,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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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赵凯旋

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