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看见历史皱纹之下的多维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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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随着历史逐渐远去,今天应如何记忆战争,正在成为新一代年轻人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世界“慰安妇”纪念日的设立,正是为了铭记苦难历史,坚决不让暴行重演;同时力求为这些幸存的慰安妇受害者讨回公道,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问题,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征“慰安妇”道歉、赔偿。

 

而今年,在第五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当天,国内第一部以“慰安妇”为题材的纪录片《二十二》悄然公映。正如它前期不多的宣传造势活动一样,纪录电影《二十二》中,导演也运用平静、克制的镜头,将那些历经伤痛、看尽世间黑暗的“慰安妇”老人们,积极乐观,充满阳光的晚年生活展现了出来,她们身上强大的韧性、治愈力,将“活着”二字的真谛展现的淋漓尽致。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纪录片中,导演郭柯并没有以人们预想中的镜头视角去强调这些“慰安妇”们的凄惨遭遇。相反,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没有触目人心的画面,郭柯选择了一个更为温和的方式去叙述这个故事。

 

他承认起初也想过要在“慰安妇”这个噱头上做些什么,但是随着与老人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发现这是一群需要他去尊重、去爱护的人,她们的乐观与善良让他想用一种她们觉得舒适的方式去记录下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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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其实也完全可以做到那样,让老人们说出那些残忍的经过,把片子拍得很“血腥”。但我会想,将来有人看到这样的片子,他们会怎么想?或者过个5年、10年我再去看,我心里会想‘原来你就是那样的人啊’。所以你是一个什么的心态去面对他们,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而这也是导演想通过这部纪录片传达给观众的理念。面对这样一群因战争饱受性折磨的人,我们可以给予适当的关注与陪伴,但受众无止尽的猎奇心理或是在媒介上过度贩卖的怜悯和同情对于她们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相反只是用苦难记忆对她们进行了二次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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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这部纪录片出现之前,类似于《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鬼乡》等等这样的影视作品都已经表达过对这一群体的关怀。但以往的影片更多侧重的是对战争残酷性以及个体命运悲剧性的解读,它们往往会基于维护民族自豪感、发泄民族主义情绪的需要,将“慰安妇”这个词当做一个被压迫历史的民族符号,用以对抗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在这种叙事中,“慰安妇”这一群体所指涉的政治空间要远远大于她们的个体性。

 

同样的,如果以“慰安妇”为关键词在网络上搜索,你会看到“慰安妇不堪蹂躏”、“求死不得”、“慰安妇的血泪控诉”……等等字眼,对她们生活经历的描述局限于痛苦与折磨。“慰安妇”所遭受到的日军的蹂躏毋庸置疑,日本政府理应对她们悲惨的人生负全部责任,并对自己所犯下的深重罪孽进行反思。

鉴于此类残忍血腥的画面已在影视作品和相关资料中反复呈现,笔者在此便不再对“慰安妇”们水深火热的惨状予以赘述。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作为战争中受伤害最深的一个群体,“慰安妇”在我们的史书中鲜少提及?仅仅作为“民族压迫”的象征符号,就是她们在我们民族记忆中唯一的存在方式了吗?民族主义的框架是否能够承载“慰安妇”们的全部苦难?我们又该如何讲述这段屈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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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当时长期的拉锯战中,日军侵略下的很多村子为了生存,亲日与抗日之间的界线经常是模糊与流动的。为了保护村庄,使村子的日常生活继续下去,村长会通过当时的“维持会”向日军供奉日用物资,甚至被迫完成日军强行摊派的女人数额。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保存村庄很多女性就被自己的村子供奉出去了。而那些没有娘家、死了丈夫或者失去男人保护的女性是被供奉出去的首选。这种举措形成了战时日军残暴统治下“村庄的道理”,以维护更多的人的安全和利益。

 

而这个“村庄的道理”便是民族主义政治之内的另一重政治:父权体制下的性别政治。

 

父权制下的女性是男人的隶属物,也是被庇护者,异族入侵的男子对于该族女性的性侵略无疑是对男性最大的羞辱和打击,不仅是财产的损失,更是对保护者“无能”的宣告、对其尊严的打击——无力履行自己保护者的职责。

 

“村庄的道理”所带来的屈辱对于村庄中的男性来说,更甚于被强掳的“慰安妇”,因为这些女子是由她们的保护者亲手供奉出去的。所以,战后村庄选择了集体“遗忘”。不管是村庄的口传历史,还是官方记录的文献历史,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女性在战时遭受性暴力的历史。这也是为什么对于“慰安妇”的研究历史在众多的抗战题材中出于一个十分边缘的地位,而这些女性本身的苦痛,也很少被提及。

 

女性主义史学总是批评传统历史是由男性书写,以男性视角出发建构的历史。笼统地讲,这个批评用在这里也不为过。但史书记载中的沉默,既有可能是史家之故,也可能是受害者自己的沉默。因为战时这段不堪的历史,战后让她们成为了在父权体制下被排斥的村庄边缘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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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尚贞洁的父权文化下,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会把沉默视为对幸存者的保护。但是沉默却无法医治受害者的身心摧残,也无法赎回受害者的尊严,沉默只是让受害者生活在自我羞耻和自我责备的压抑中,承受村庄里无言的歧视和排斥。绝大多数幸存者除了忍受婚姻生活中的不如意之外,身心受过严重摧残的“慰安妇”往往不育,在重视子嗣传承的农村社会里,这是双重打击。更不幸的是,有的人还生下了带有日本血统的孩子,她们在被视为“日本人的女人”而深受迫害。

对失贞的指责,深层根源是男性对女人之性的所有权,同时转化为女人需要以性的纯洁(以及衍生的生育价值)作为女性价值的男权文化。失贞的羞耻来自于民族内部男权文化系统对失贞女性的嫌弃。就像《三十二》里的韦绍兰老人在被日军抢掠走之后,趁着日军不备带着孩子逃回了家。然而丈夫却嫌弃她“到外面去学坏”,甚至要和她分开住。老人说,“他晓得鬼子是流氓,总是去强奸你们这些妇人,但哪个男人会看得起这样的女人。他恨我,讲我出去学坏。”“我想不过我就吃药,吃药那是也没死,我们隔壁那五嫂来救我救得快一点,要不然我那时候就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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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关注“慰安妇”群体,并不仅仅是以国家民族的名义,在聚光灯和麦克风下围观一群受害者,然后在议题消散热度后便一走了之。我们要思考的是,造成她们悲剧命运的,除了战争本身,还有性别制度对她们的长期压迫,以及仍然有待挖掘的、却被我们忽视的因素。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影片中导演虽然刻意强调了不断减少的、尚在世的“慰安妇”人数,但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重审,对她们经历的感知,对这一暴行的披露,并不会随着数字的变小而销声匿迹。这些老奶奶们,用她们生命的最后一缕光,点亮了一段过去难以启齿的黑暗。哪怕她们至死都没有等到一句正式的道歉,至少我们应当让这种遮掩,光明正大地被陈述在世人面前。

 

编辑:陈若钰   周洁

参考资料:

宋少鹏,《媒体中的“慰安妇”话语——符号化的“慰安妇”和“慰安妇”叙事中的记忆忘却机制》

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