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年期的话语建构——从医界、大众文化到女性自身的叙述

摘要

女性更年期长期以来被视为是女性走向衰老的开端,在医界、大众文化以及女性自身的角度都达成了共识。文章从社会性别视角对这三方面建构更年期话语的过程方式进行分析,考察背后蕴含的性别理念如何影响更年期的判断叙述,导致更年期在大众文化中的问题化与妖魔化;同时,这种话语反过来如何影响女性自身在更年期的体验、自我认同。文章认为,更年期与其说是女性生理现象,不如说是社会文化的性别化建构的产物,体现了女性身体化趋势在大众文化中的加剧。

一、女性更年期的含义及其问题化

围绕着女性更年期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是更年期?女性更年期是如何问题化的?

1.更年期的一般界定

更年期特指“女性卵巢功能从旺盛状态逐渐衰退到完全消失的一个过渡时期,包括绝经和绝经前后的一段时间”,又称“围绝经期”。现代医学一般指 45-55 岁之间的女性,由于体内雌激素水平的下降而导致的一系列生理和心理的变化,被认为是女性走向衰老的开端和过渡期。

与更年期紧密相联系的就是“更年期综合症”,又称“围绝经期综合症”,是指更年期内出现的一系列症状,常见的包括月经紊乱、潮热盗汗、心悸失眠、胸闷头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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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这些界定主要依据医学上的基本判断而做出,但又不止于医学描述。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关于女性更年期的性别衰退的生理源头描述,二是与之相关的身体衰退并发表现,三是这一过程中伴随的与文化相关的女性心理与社会感受。这些不同层面的融合,可概括为女性更年期总体上的问题化。

2.女性更年期的问题化

从医学上看,更年期从一开始提出就是一个问题化的概念,更年期被视为是女性身体各大系统和器官开始全面进入衰退阶段的高风险时期,需要时刻警醒并及时对症治疗。

然而,更年期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概念。在 大众文化中,更年期从一开始出现就完全是个饱含性别文化意涵的负面概念,它由女性生命周期中一个特定的阶段,引申为含有负面品质的女性人群,包含了诸如喜怒无常、唠叨不停、敏感多疑、不像个女人等说法,基本上可归结为“不正常的女人”或“不正常的人”,所以甚至常常被人们用来作为指责或辱骂某人或者某些人群的贬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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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行的文学或影视作品中,更年期的这些所谓负面特点往往被漫画性地夸大为造成个人和家庭 喜剧或悲剧结果的一个重要元素。例如更年期被妖魔化为女性一生中最令人恐怖的阶段“,当青春期遇上更年期”被认为是家庭生活的灾难时期,也被认为是婚姻出轨、家庭出现危机的高风险阶段。在这种文化浸润下,女性自身对于更年期的恐 慌有时比他人更甚。

总而言之,女性更年期无论对社会、对家人、对自己来说都被视为问题,这种问题化与污名化,与更年期话语的建构方式有关。

二、更年期话语的建构及其背后的性别理念

更年期话语的建构,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医学界、大众文化以及女性自身。它们在共同的性别理念中相互胶着与融合,造就了关于更年期的流行叙述, 成为加诸女性身体的权威注解。

1.医学界的叙述

医学界在更年期问题上的叙述是缺席的或者零散的、不完整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生命衰退在女性身体上的自然表征,而在具体临床实践中讲究的只是对症治疗, 无不适则不治。

然而考察与更年期相关的医学实践,还是可以看出国内医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种基本态度。现代医学设计中与更年期症状治疗相关的门诊科室主要是妇科与内分泌科。妇科主张以针对性药物、手术检查及切除病灶或器官为主要手段,这背后的意识形态即女性主要作为生育工具和性工具而存在,由于这两个角色功能走向衰退,相关疾病治疗就形成了这种切除器官方案的简单化思路;而内分泌科的思路有很大不同,他们主张通过积极补充雌激素来达到减轻病症、延缓衰老的目的,这种治疗可以归结为是一种性别化的思路。表面上看这两种治疗思路是对立的,但其结果都加重了女性更年期的性别认同危机。

2.大众文化的叙述

在大众文化中,更年期被视为女性生命历程中的问题时期,处于更年期的女性被视为问题人群而被界定为“不正常”。

首先是作为“不正常的人”。即女性更年期阶段表现出生理和心理的异常。更年期综合症在主流文化中被扩大化和极端化,并常常被用作影视文学作品中一个带来人物和故事戏剧化冲突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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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作为“不正常的女人”或者“中性人”。即女性更年期阶段所表现出的身体、外貌和性特征上 的变化,比如肥胖、皱纹、容颜渐失等等,由此可以看到女性作为生育和性爱对象角色在大众文化视野中的淡出。从市场消费走向和商家广告中可以明显看出,处于更年期的女性不再是消费市场的宠儿,而是被划归为老年消费市场中的特殊群体,顶多作为亲情故事中的母亲角色出现。

因此大众文化中关于女性更年期的“不正常”, 一方面着眼于女性身体和性角色淡化所带来的性别身份的否定;另一方面也着眼于作为个体的人走向生命末端的转折的开始:出现健康警报、衰老迹象等。于是女性更年期的身体退化被赋予了双重含义,即性别的衰退和身体的衰退。身体由此进入一个需要特别关注和调理的阶段,更年期女性因此成为媒体养生栏目和商家推销保健品的重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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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大众文化中有关女性更年期的叙述还常常与关于家庭生命周期的揣测联系在一起。当女性进入更年期阶段,正值家庭生活进入一个调整期:孩子进入青春期或者长大成人离开家,夫妻关系进入疲劳期或者家庭面临空巢期,伺候老人或隔代小辈的任务加重,女性自身的社会交 往减弱或边缘化等,都加大了婚姻出轨的风险。因此女性更年期被认为是家庭生命周期中的脆弱期。

3.女性自身的叙述

受医学主流话语和大众文化话语的影响,女性自身对于更年期的态度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一类可以用“恐慌”二字来形容,另一类可以称之 为“顺其自然”的态度。

恐慌型的女性根据不同的表现形态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更年期症状严重、迟迟得不到康复的类 型,这在女性更年期人群中占少数。另一种是由于太在意更年期到来而 惶惶不可终日的类型,这在女性人群中具有一定的 普遍性,只是依恐慌程度的不同而在行动取向上有所差异而已。

然而恐慌并非女性对于更年期的唯一态度。介于上述两种恐慌型之间,一种主张“顺其自然”的态 度在当代女性群体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知女性 群体中越来越得到认可。她们将更年期更多地视为一种与女性身体相关的生命的自然历程,而不赋予它更多的性别或文化含义。例如在我访谈过的几位受过高等教育、几近更年期年龄的女性中,一位中学女教师同样将更年期视为女性到一定年龄的正常现象,认为“更年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很正常”,因此要“快乐每一天, 不要给自己找麻烦”,觉得“要给自己活几年 了”。可见更年期在她们这里更意味着一种开始新生活的分水岭。提到社会对于更年期女性应该提供怎样的帮助时,一位受访者指出了两项:科普和健康咨询,因为她相信“知识消除恐惧,知识提高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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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国内女性关于更年期的知识建构基本上来自两条线:一条是以医学话语为基础的所谓科学线,另一条则是来自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的所谓文化线。对于当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来说,她们所具备的知识修养让她们更容易接受前者并对后者有一定的免疫力;而对于更多来自底层或者农村的妇女来说,医学话语还未普及渗透到她们周遭的生活环境,因此她们可能更容易受到后者的影响,对于大众文化所描述的更年期话语更缺乏免疫力。然而作为权威者出现的医学话语,与流行中的大众文化话语之间, 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事实上遵循着共同的性别理念,都是在男性中心文化的框架下将女性的身体化角色发挥到了极致。

三、更年期妖魔化的性别意涵及其身体政治

从宏观的社会变迁背景来看,女性更年期话语的建构及其妖魔化,浸透和复制了全球化时代中国大众文化中的性别意涵及其身体政治。

1.性别话语的多元性及其认同危机

女性更年期的妖魔化,可以说与现时代主流文化中性别话语的构成和变迁模式有关。中国进入市 场化、全球化时代之后,过去那种以国家主宰的平等神化为特征的性别话语发生了转型,被新的市场导向的性别话语所取代。由国家、市场和传统文化三种力量相互交叠、合作与制衡而形成的多元化的性别话语,打破了原先国家话语一统天下的局面。其中“市场原则与性别主义兼顾的话语,是这一时代性别话语的主要特征”。女性进一步被物化或身体化,这种以市场的资源配置为表现形式的性别话语的多元性,可归纳为“素质话语”与“身体话语”之间的冲突与转换,它一方面给 女性带来更多的选择机会与可能,另一方面也给女性传递了全球化时代的不确定性与不安全感,导致她们在性别认同上的危机和困惑。

2.更年期的妖魔化与消费时代的身体政治

无论从医界到大众文化,有关更年期话语的建构都将女性简单归结于作为生育者和性爱者的身体 角色,并以之作为衡量女性价值的主要标准,这种身体化倾向自然而然导致更年期的妖魔化。更年期的妖魔化也是消费时代身体政治的体现。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消费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身体越来越摆脱所谓“自 然”而受到外在科学力量和技术力量的侵入。这里的科学技术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还包含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言的针对身体的“社会技术”, 即“身体越来越成为一种我们必须去‘塑造’而不是简单接受的东西”。人类通过对自身身体的干预,以特定方式来改变其外表特征或者功能运作例如美容整形、饮食控制和减肥等。也就是说,身体被社会性地建构和生产,与此同时有关身体形成了一整套标准化的健康和审美规范,强调通过对身体的自我调控和管理,让自己变得更加性感、苗条、长寿。身体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为区分不同阶层、年龄、性别和品位的重要标志,因而在皮埃尔·布尔迪 厄(Pierre Bourdieu)那里,对人的身体形式的管理,成为文化资本或身体资本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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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更年期“不是女人”的恐慌,构成了女性主义所说的“身体政治”的一部分。对更年期女性来说, 无论医界主张采纳“去性化”的手术治疗方案抑或是性别化的激素替代疗法,还是女性自身采取回避身体抑或是拯救身体的不同态度,事实上都落入了性别主义的圈套,让女性成为被控制、被凝视的对象,因而无法对更年期这一人生的正常过渡阶段泰然处之。

3.在流动的性别观念中淡化更年期话语

更年期问题的症结在于女性的身份认同危机。在更年期妖魔化的语境下,女性想要获得身体的自主权,就要将自我从被他人凝视的身体里解放出来, 让身体不仅仅是权力规训的结果,也成为福柯所言的权力反抗的载体。为此对于更年期话语既不能强化,也不能回避,而是需要在一种流动的性别观念下使之淡化。

女性主义者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认为,所谓性别只是建立在权力关系基础上的一种社会法则,它通过规范和表演,书写出具有性别特征的我们的身体,从而建构出我们的主体。所谓性别身份不是固定的,性别认同是通过不断表演来实现的动态过程。这种流动的性别观为建构一种淡化了的更年期话语提供了可能。

在这个意义上,女性更年期与其说是一种生理现象,不如视其为一种社会文化的性别化建构,体现了女性身体化趋势在大众文化中的加剧。然而性别的生理性与社会性之间从来不是断裂的,就像具象身体归根结底取决于身体话语一样,更年期话语也不可能完全脱离身体来叙述。因为没有纯粹的所谓身体,任何与身体相关的东西,都以某种方式构成了身体。因此更年期妖魔化的突破点,就在于从女性自身的生活经验和身体体验出发,修正医学话语中的 性别偏见,重塑关于女性身体的知识与传说,推动大 众文化的方向,建构一种来自女性自身的、真正“顺其自然”的崭新的女性生命史和更年期文化。 

资料来源:

吴小英.更年期话语的建构——从医界、大众文化到女性自身的叙述[J].妇女研究论丛,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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