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媒体对农村留守女童的报道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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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来,妇女和媒体领域出现了许多重大变化,女童与媒体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2000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全国妇联主办的“大众传媒与女童”研讨会上,媒体在女童生存、保护、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强调。媒体报道或将女童问题纳入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大框架下,或作为衡量国家发展、儿童发展、教育普及的一个指标,或作为个人及群体关注社会发展的具体表现。

在我国,农村留守女童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2013年5月,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推算,我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女孩占45.92%,即留守女童2802.3万人,主要集中在四川、河南、安徽、广东、湖南等劳务输出大省。2015年11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发布的《中国中西部农村留守女童生存发展报告(2015)》指出,四川、云南、河南、甘肃、陕西、湖北六个中西部地区农村留守女童占留守儿童比例的49.346%。

农村留守女童的生存和成长状况,对于未来几十年中国农村乃至中国社会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有着直接和深远的影响。近年间,农村留守女童逐渐成为各领域学者的研究对象,这些研究主要分为:区域总体状况的调查报告[2];对留守女童总体状况的研究[3];对留守女童性教育和性安全保护问题研究[4];留守女童教育公平问题[5];留守女童权益问题[6],等等。

媒体时代,传媒对农村留守女童的报道状况,传媒在农村留守女童生存、保护、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担负的责任及今后努力的目标等话题都非常值得关注。目前鲜有对这个问题的实证研究,对农村留守女童与媒体的研究被掩盖在总体数量不多的女童与媒体研究之下。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描述媒体对农村留守女童的报道状况,试图回答大众传媒中留守女童报道所占比例如何,媒介呈现了何种留守女童形象,农村留守女童报道中存在什么问题以及解决措施。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超星中文学术搜索报纸数据库为基础。超星中文学术搜索数据库中收入的报纸来源涵盖全国,能全面反映媒体报道现状。选择传统纸媒作为研究媒体类型,是因为当前纸媒仍然是我国主流媒体的重要类型。在这一语境下,研究纸媒对农村留守女童的报道现状对于研究我国整个媒体在该主题的报道现状有很深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研究采用了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从20世纪70年代,媒介与性别研究学者经常采用这种研究方法,使媒介中的性别再现的问题得到重视,同时记录媒介对男性和女性的再现中的刻板印象。内容分析得出的量化数据还常常被媒介业拿来作为衡量和评估性别再现的标准。[1] 本研究运用定量统计的方法对农村留守女童报道内容进行分析与归类,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考察媒体对农村留守女童的形象再现,以期描述我国在“农村留守女童”报道上的特征和和变化趋势,探究如何通过媒体报道促进社会对这一人群的关注,加强对农村留守女童的保护,促进农村留守女童的发展。

(一)抽样说明

本研究以“留守女童”为关键词,搜索超星中文学术报纸数据库中所有涵盖“留守女童”字段的媒体报道,搜索出2007年-2015年间826篇报道,剔除在报道内容和报道来源完全相同的10篇报道和1篇无关报道,共得出 815个样本。样本来自24个省、3个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4个直辖市,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报纸,能全面地反映我国在“留守女童”主题上的报道情况。

(二)分析指标

本研究的分析指标主要分为两组。

  1. 内容指。对所有样本标题和内容进行浏览后,本研究将报道的内容指标分为十一类:遭遇性侵、留守女童生活、留守女童先进事迹、留守女童思念父母、事故、遭遇危险后脱险、留守女童犯罪、留守女童问题、法律政策及保护措施、其他。需要说明的是,“留守女童生活”指对农村留守女童日常生活和学习的报道,“留守女童思念父母”包括对农村留守女童思念父母的报道,以及因为思念父母寻亲走失受助及极端行为等报道,“留守女童先进事迹”指媒体对农村留守女童正面事迹的报道。“留守女童问题”是媒体发表的留守女童相关评论,“其他”包括农村留守女童研究报告发布、关心农村留守女童人物的事迹、农村留守女童评选简讯等。
  2. 农村留守女童形象。对女童形象的考察主要依据对新闻报道的文本分析。
三、研究发现

(一)媒体报道农村留守女童概貌

对2007年-2015年的样本进行数据分析发现,从总体而言,媒体在对女童报道上呈上升趋势,见图1。

图1  2007年-2015年媒体留守女童报道数量

图1 2007年-2015年媒体留守女童报道数量

2013年、2014年我国对女童报道量最多。这在很大程度上与2013年我国媒体对性侵女童的高数量曝光有一定关系。2014年3月,“女童保护”组织发布《2013年儿童安全教育及相关性侵案件情况》,报告根据媒体公开报道和贵州、云南7省市15所学校的问卷调查统计,2013年,被媒体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件高达125起,平均2.92天就曝光一起。这些性侵儿童(主要是女童)事件大部分发生在农村。

媒体对农村留守女童的报道在地域上存在着不均衡状况。重庆市临近人口流动大省四川,对留守女童的报道量位居首位。北京市作为首都,综合性的主流媒体数量多,对留守女童的报道量位居第二。这体现了媒体在选择新闻事实时的接近性原则,即充分考虑新闻事实的地理、心理、利益、年龄及厉害关系因素。但一些外出务工人口较多的省如四川、河南、安徽、湖南以及西部省份对农村留守女童的报道偏少,上海、天津对留守女童的报道较少。见图2。

图2  留守女童报道数量的地域分布

图2 留守女童报道数量的地域分布

在报道内容方面,农村留守女童报道在本研究的十一个类别指标中的分布情况下图:

图3  农村留守女童报道内容分布

图3 农村留守女童报道内容分布

从上图可以发现,在11个内容类别中,“社会关爱女童”报道量最高,占总报道量的29.7%,其次是留守女童生活和留守女童问题,然后是留守女童先进事迹、遭遇性侵等内容。在这些内容中,媒体对留守女童遭遇性侵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数量较为突出,占总报道量的19.3%。其中,新闻报道共86条,评论71条。此外,在搜索到的样本中,有关对女童保护的法律政策及保护措施的报道有4条[1],“女童犯罪主题”4篇,对同一事件进行报道[2]。由此可见,媒体在报道农村留守女童内容上也存在着不平衡现象。

(二)媒体报道内容分析

对媒体报道各部分内容分析,能管窥我国媒体报道留守女童的具体状况,以及其中的一些问题。

关于留守女童的媒体报道

关于留守女童的媒体报道

农村留守女童报道中,“社会关爱女童”主题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主题。从2007年到2015年,从报道数量来看,“社会关爱留守女童”报道数量曾递增模式,从2007年的8条报道,发展到2015年的59条报道,增加了近8倍。参与机构从2007年的以企业为主导(8条社会关爱留守女童的新闻中,5条为报道贝因美设立专项基金资助留守女童),发展到包括妇联在内的各级政府、事业单位、媒体、个人。对留守女童的关爱方式,从针对留守女童的物质资助,发展到对留守的陪伴和心理抚慰,从生活知识、性教育、自我保护知识、青春期知识讲座,到专门的针对性侵防范的讲座等。

性侵女童是严重的侵犯儿童权益的行为。虽然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强调,儿童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应该根据其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但性侵女童现象屡见不鲜。2013年9月,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在京发布《女童保护研究报告》指出,农村已成为女童性侵的高发地。2012年,县以上妇联受理幼女受性侵的投诉达到500多件。2007年-2015年媒体对留守女童的报道中,共有86条留守女童遭遇性侵的报道,71条有关留守女童遭遇性侵的评论性报道,评论报道占留守女童问题评论文章的60.7%。见下图:

图4   2007-2015年性情报道和性侵相关评论

图4 2007-2015年性情报道和性侵相关评论

图4表明,从2012年起,媒体对农村留守女童的性侵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更加关注农村留守女童的性侵问题。但是,高关注度背后依然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一些报道为了吸引读者眼球,在新闻标题上刻意选择了一些追求轰动效应的标题,见表1。

表1  农村留守女童遭遇性侵新闻报道标题

表1 农村留守女童遭遇性侵新闻报道标题

从新闻制作而言,上述标题突出了新闻事件的几大要素。但是,从标题的词语选择方面可以发现,媒体对新闻的轰动效应的追求远超出了对社会效应的追求。报道对实施性侵者使用了“变态杀手”“禽兽教师”、“恋童色魔”、“大灰狼”等情感色彩极浓的词汇,对留守女童的遭遇采用了“凌辱”、“摧残”、“强奸”、“先奸后杀”、“奸杀”、“抛尸”之类能吸引读者眼球的词。此外,女童因渴望温暖而遭性侵这一令人同情的案例,在标题中却成了极大的反讽。女童被10位中老年人性侵这一极其恶劣的事件,因为副标题中引述了村民对女童的污蔑“都是那女孩主动的”,大大削弱了事件的负面影响,给受众带来误导。这些都是媒体追求商业利润,缺乏人文关怀的表现。

从报道内容看,不少媒体对留守女童遭遇性侵的报道中,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描述和展示性侵的过程,对一些涉性内容展开直白或简略的描述,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和固化了受众对性侵报道的想象,严重削弱了报道的社会影响。

虽然这种情况在评论性报道中相对较少,但一些新闻评论中也出现了对性侵案件的直白描述,如《农村留守女童易遭侵害 》[1]和《加强留守女童防性侵教育》[2]两文,都花了很多篇幅描绘农村老人性侵女童被发现的经过,转述了性侵过程,对女童受性侵后的后果都有所描绘,如“穿的牛仔裤里有血和白色的分泌物”、“细菌性阴道炎”、“处女膜破裂”等,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当事女童的第二次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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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中,“留守女童生活”主题报道共118篇,在媒体报道量中位居第二,占总报道量的14.5%。但是,高数量的报道后是内容主题单一、同质化较严重的现象。以2011年“留守女童生活”报道为例。2011年,该主题报道共88篇,是8年间是数量最多的一年。这些报道中,有70条报道都是对当年10月在微博流行的一张题为《弟弟要睡了》的照片的主人公——湖南凤凰县某留守女童的报道。该女童父母外出打工,因爷爷奶奶干农活,不得已带弟弟上学。70条报道中,65条内容基本相似,另有5条后续报道。此外,在这主题的报道中,有关“留守女童与奶奶尸体独处7天”的新闻及后续报道共计14条。另有两条报道,分别为2011年2月21日《常德晚报》的题为“7岁留守女童捉虫养鸡交学费”,2011年12月30日《 泰州晚报 》的题为“没有做作业,怕奶奶用棍子打留守女童拖拉机里藏了半天”的报道。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2011年尽管有88条关于农村留守女童生活的报道,实际上真正的新闻报道只有4条。

“留守女童先进事迹”报道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在历年的报道中,2013年对女童先进事迹的报道是最多的年份,占这一主题的67.6%。这69条报道中,有68条都是对被网民誉为“最坚强留守女童”的广西9岁留守女童李阿作事迹的报道,另有1条题为“最坚强留守女童获助开始新生活”的后续报道。此外,这一主题在8年的报道中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见下图:

图5   2007-2015年农村留守女童先进事迹报道数量

图5 2007-2015年农村留守女童先进事迹报道数量

(三)农村留守女童媒介形象分析

对815个样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媒体报道中,农村留守女童的媒介形象主要分为以下5类:

1.受害者

“受害者”形象是留守女童媒介形象中的主导形象。在815个样本中,一共有157条关于留守女童受性侵的报道和评论,44条女童遭遇事故的报道。这些事故报道中,主要分为“意外死亡”(包括溺亡、被杀、意外遭遇车祸、自然灾难等)、身体受到伤害(如手指切断、被搅拌机搅成重伤、摔伤、被烫伤、被蛰伤等)、“被人贩子盗走”、 “中毒”,等等。

在农村,留守女童性教育与性安全方面的缺失是导致“受性侵害”的最直接原因。由于父母离家外出打工,大多数留守女童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照看。老人因年老体弱等多种原因不能够真正地行使对儿童的监护权,特别是很多老年人对女孩的性安全防范和保护缺乏认识,导致留守女童的性监护缺位。农村性教育的缺乏,留守女童自身并没有性安全的防范意识,再加上留守女童年纪小、辨别能力差,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性防卫能力。此外,农村复杂的地理环境、基层组织管理缺位与法制教育滞后和农村留守女童辍学等情况,也造成留守女童性安全缺失。[1]除了性教育和性安全的缺失,留守女童缺乏日常生活的安全知识,再加之缺少关爱,容易遭遇事故。

2.被动的受助者

留守女童兼具农村、女性和女童三重的弱势身份。815个样本中,数量最多的报道是“社会关爱女童”这一主题。在56篇被归为“其他”内容的报道中,有15篇报道是针对关心女童的人物专访及相关报道。

对“社会关爱女童”主题报道进行考察发现,农村留守女童在报道中基本都是被动的受助者形象。95%以上的关爱留守女童的活动报道中,报道都是聚焦活动组织者,留守女童作为受助方,很少有自己的声音,即便偶尔有,大多是表达感激之情。少量关爱留守女童活动的报道中,对女童有所描绘,但主要是为了服务报道主题。在对关心女童的人物专访及相关报道中,留守女童的声音也鲜有自己的声音,只是其中的一个符号而已。

在这些报道中,农村留守女童被塑造成没有主体性和话语权,只是被动的、充满感激地接受来自社会各方的帮助的被动受助者和感恩者的形象。

3.渴望父母关爱的留守女童

在815条留守女童报道中,有28条报道讲述了留守女童思念父母的故事,这些故事中不乏离家出走寻找妈妈的故事[1],通过画画、写信表达对父母的思念[2],采取欺骗[3]、纵火[4]、自杀[5]等极端形式表达对父母思念的留守女童的故事。这些报道塑造了一个个渴望父母关爱的农村留守女童形象。

留守女童在生理和心理的特点决定了她们比留守男童感情上更加脆弱;她们常年见不到父母双方或父母中的一方,在家庭教育和精神抚慰缺失后,留守女童的情感依托无着落,以致步入情感误区。[6]留守女童早恋、为人欺骗遭遇性侵等现象都是缺乏关爱的极端的表现形式。

4.照顾家庭的留守女童

在102条“留守女童先进事迹”报道中,这些“最美留守女童”的典型特征就是在父母缺位的状态下,承担起了照顾家庭的责任。 “最坚强留守女童”——广西9岁隆林县德峨乡那地村留守女童李阿作,从5岁开始照顾弟弟和上小学的哥哥,独自撑起家庭。湘西女童边上课边哄弟弟睡觉;重庆6岁女童照顾奶奶……父母的缺位,农村切实的帮扶措施的匮乏,以及中国农村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 性别文化,早早地结束了农村留守女童的童年生活,让她们承担了传统意义上的母亲角色。

5.坚强的留守女童

农村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父母的远离所导致的家庭温暖的缺失,是每一个留守儿童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逆境出人才,留守女童中积极上进者不在少数。虽在102条有关留守女童先进事件的报道中存在着同质化的情况,留守女童在困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超越年龄的成熟和坚强,最美留守女童报道中的那些“心地善良,质朴无私,孝敬父母和长辈,尊重老师,团结同学,学习勤奋,生活自理能力较强,事迹感人[1]”的农村留守女童的媒介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留守女童的悲情基调,促使整个社会思考如何创造更好的条件,保障她们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与参与权。

四、结语

基于对2007年至2015年815条媒体对农村留守女童的报道的内容和文本分析,本研究发现,媒体对农村留守女童的报道数量上呈上升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公众对农村留守女童问题的认识,推动了我国保护女童的进程。但是,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对农村留守女童的低度呈现和不平衡问题。从整体上看,对农村留守女童的报道远远不够,存在着严重的区域不平衡和内容不平衡现象。中西部劳务输出大省对留守女童的报道远远不够,一些省份和直辖市媒体对农村留守女童缺乏关注。对女童的报道大部分集中在社会关爱、女童遭遇性侵或危险这几个主题上。此外,对留守女童的报道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如六一儿童节、年底、二会期间等。

其次,对农村留守女童的报道内容上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同质化现象。对留守女童的报道样本中,很多报道是转载报道,有的类别的报道虽然总数众多,但转载报道却是报道主体。一些年度对农村留守女童报道数量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年度有较为轰动的事件,或者有相对重要的研究报告发布、最美农村留守女童评选活动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各大媒体纷纷报道、转载,引发高的报道量。当然,从新闻制作机制来看,这是比较正常的情况,但转载报道和原创性报道在数量上的巨大差异,新闻内容的单一,这些都反映了媒体对农村留守女童报道缺乏持续的、应有的关注。

再次,对留守女童的刻画存在着刻板印象。媒体报道中,留守女童作为被动的“弱者“形象是主导形象。在媒体报道中,仅仅将留守女童塑造成被动的受惠者和感恩者的话, “有时会增加留守儿童的脆弱性和对他们的歧视; 这种模式容易接受现有不平等的体制和政策, 将留守儿童的权利议题看作是社会道德的议题”[1],无法帮助农村留守女童真正脱离困境。

最后,一些报道和评论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和性别敏感。一些媒体在报道农村留守女童遭遇性侵时,在标题选择和报道内容选择方面缺乏性别敏感。一些报道虽然是从关心留守女童的立场出发,在某种程度上实则有苛责留守女童之嫌,如一篇农村留守女童遭遇性侵报道的结尾提到:“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父母在家的时候,一定要跟自己的孩子,特别是小女孩,讲一下最基本的东西,比如说不能跟着陌生人,不能跟男性单独出去,也不能贪图小便宜等”[①]。有媒体在报道社会对留守女童的关爱,强调留守女童是未来母亲的角色[②],指出“女童是未来的母亲、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③],忽略了留守女童未来的社会角色,将其置于家庭私领域里,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对农村留守女童个人发展的关注。

儿童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媒体可以发挥潜力,为促进农村留守女童保护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建议媒体机构加强社会责任感,充分发挥其社会公器的作用,提升社会性别意识,加强对留守女童生存现状的关注,拓展对农村留守女童的报道内容,全方位、多元地报道农村留守女童的生活现状,传递农村留守女童的声音。媒体评论性报道要拓展评论主题,针对农村留守女童的权益保护,各项权利,如受教育权、参与家庭、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权利,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等主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从而推动和完善对农村留守女童的保护政策、法规,有力地促进农村留守女童发展。

原文有删改,文章仅供学习

作者:陈志娟,博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介与女性教席团队成员,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