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男权话语网络建构 —— 以“大妈”“大叔”为例

导语:

近年来,“大妈”与“大叔”群体在互联网上迅速走红,但是两者的网络媒介形象形成巨大反差。一方面,以“大叔”为代表的男性文化“画风”清新夺人; 另一方面,“大妈”却在网络媒介中失去主导话语权,被贴上“抢”“争”等负面符号标签。本文将网络媒介中的“大妈”和“大叔”形象进行对比分析,结合当前我国网络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现状,从一个新的视角——社会达尔文主义展开分析,剖析男权话语的网络建构特征和表现。

一、被网络媒体建构的“大妈”“大叔”逻辑

目前,“大妈”这一传统词语已成为中文热词“Dama”,并被收入《牛津英语词典》。当然其含义不再是传统解释所呈现的意义,而是经过网络媒体建构的形象。“大妈社区广场大战高音喇叭;大妈巴黎卢浮宫前展示舞姿;大妈火车车厢内即兴起舞。”网络媒体中的“大妈”在 2013年形成了聚合之势,成为“扰乱有序公共空间,侵犯安静社区生活”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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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度中以“大妈”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有7160万条搜索结果,百度自动推荐功能显示的匹配词汇前三名分别是: 大妈交易所唱国歌、大妈广场舞、中国大妈。而在网页新闻中,其负面报道明显偏多,在百度图片中,“大妈”的形象也大多以囊肿的身姿、跳广场舞的丑态形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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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妈”比较,“大叔”在网络媒介中的形象与“大妈”形成强烈反差,百度以“大叔”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一共出现7470万条搜索结果,且都以电影、小说、电视剧的正面人物出现,百度图片的检索都以帅气、成熟、稳重形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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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播的网络剧当中,大叔的形象都极具诱惑力。特别在韩剧,以 “大叔” 为题材的热播剧形成一种“大叔控”情节,将“老少恋”的新潮爱情推向了时尚前沿。剧中的“大叔”人到中年,社会资本积累丰厚,又深知女性诉求,总能以暖男的形象出现; 在网络流行小说中,大叔与萝莉的系列是网络小说中的热门题材,文中“大叔”通常以霸道、多金、沉稳、淡定的形象出现。网络漫画更是对于“大叔”与小萝莉的爱情故事“穷追不舍”。

韩剧《总理和我》

韩剧《总理和我》

二、 “大妈”“大叔”逻辑的共生性

一项关于择偶标准的跨文化研究显示,世界各国的男人都偏爱漂亮的女性成为自己的配偶。男性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使他们毫不费力地在文化领域拥有了文化符号体系操纵权、话语理论创造权和语言意义解释权。

伴随着城市的扩张和中产阶层的崛起,中国社会对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也提出了要求。然而,当公共空间的发展未能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时,作为公共空间占领者“大妈”们,就首当其冲地受到了网络媒体与大众的指责。

从另一方面来讲,对于网络媒体而言,将社会矛盾的爆发点引至一个弱势又不懂得议价的群体身上则相对安全,“大妈”们不仅不符合主流的审美需求还“聚众”抢占有限的公共空间,因而被顺势送上了示众、出气的平台。

当然,之于牢牢掌控着网络媒介话语权的“大叔”本身,则不遗余力地推动着自身对年轻、漂亮女性的追求。2013年,“世纪佳缘”网发布全国首个《中国男女婚恋观系列调查》,结果显示,女性外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男性择偶的第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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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体无意识: 男权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从网络媒体对“大妈”们勇占公共空间的报道及受众对这些报道的评论来看,观点几乎一边倒: “大妈”是个奇葩群体 ,这也就是王芊霓笔下的“污名化”。 然而,“大妈”的形成非一日之寒,其奇葩行为直接折射出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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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作为社会资源匮乏时期的直接承担者,中国“大妈”们以自我的牺牲成就了社会发展的偏执,她们为家庭承担了更多责任,在提升自我上则乏善可陈。“这种选择是在父权文化影响下,女性可能为了维持自身地位所做出的让步”。

2013年被戏谑为中国“大妈”年,网络媒体从业者或忘记,或从未在意过 “大妈”这一群体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作出的彻头彻尾的牺牲,陷入了围剿“大妈”的集体无意识。围绕“大妈”群体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具有夺人眼球的冲突性,将这一群体塑造成各种矛盾的靶子也利于释放现有社会压力,于是,各种报道粉墨登场,肆虐席卷着没有还手之力的“大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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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知乎一篇阅读量颇高的嘲讽北京大妈的原创文章下,一条评论让人侧目: 你们也就是欺负“大妈”们不会上知乎。除却男权话语,中国网络媒体选择对“大妈”们肆无忌惮的轻视也彰显其流行的意识形态: 社会达尔文主义。网络媒体对“大妈”报道文本的集体无意识式偏向,不但无助于纠正过去社会发展中的偏执,反而更容易激发这个群体的集体抵制——她们已退无可退。

与“大妈”们抢占各种社会资源遭各种批评不同,“大叔”们本身就是各种优质社会资源的拥有者,通过时间红利的分配,“大叔”们成为社会资源的集大成者,附之于一定的社会阅历,极易成为年轻女孩的爱慕对象。

女性对“大叔”的迎合也有一定的进化论基础。Buss(David M. Buss  心理学教授)在37种文化中都发现,女性偏爱高社会地位的富有男人做她们的配偶。这是因为在人类进化早期,由于女性在生育和哺乳后代的过程中,独自获取食物的能力以及保护自己和子女的能力减弱,她们将未来配偶提供食物和保护的能力视作选择标准,因此,能提供资源和保护的男性更有可能被选择为配偶。

David M. Buss  心理学教授

David M. Buss 心理学教授

然而,这种基于保护自己、抚育后代而形成的择偶倾向并不应该是男性通过各类媒体追逐年轻、漂亮女性的理由。“大叔”们的社会资源源自他们年轻时对“大妈”们的掠夺,这是典型的“零和博弈”,让“大叔”们以这种方式为年轻、漂亮女性积累资源,只会让女性在婚姻或两性中被彻底物化,让“大妈”们更深陷身份认同的危机。

至此,网络媒体在“大妈”“大叔”的整个建构过程充斥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残忍,不仅忽略了“大妈”们在特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作出了重大让步,还无视“大叔”们携男权主义传统进行的社会资源掠夺。

总之,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陷入了商业主义的桎梏,为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男权主义与流行文化相结合,迎合了主流群体的口味,直接碾碎了“大妈”们发声的可能。这种基于男权话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必须被注意并加以纠正。

资料来源: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男权话语网络建构 —— 以“大妈”“大叔”为例》,汪金刚  陈 娟 著,现代传播,2017年第5期,(总第250期)

本文系广东省新媒体与品牌传播创新应用重点实验室( 项目编号: 2013WSYS0002)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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