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约车安全漏洞:我们的目光应聚焦于什么?

近日,“空姐乘坐滴滴顺风车遇害”一事持续引发关注。网约车的安全性、司机给用户样貌打分等问题成为议论焦点。而让人诧异的是,滴滴出行曾经发布过将网约车作为艳遇场所意涵的商业广告,这难免让人觉得案件发生过后滴滴发布的一系列声明只是虚伪的公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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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回顾:5月6日凌晨,云南祥鹏航空公司21岁的空乘李某珠在河南郑州搭乘滴滴顺风车前往郑州火车站途中被害,顺风车司机刘某华有重大作案嫌疑。后经警方调取监控视频发现,刘某华作案后弃车跳河,警方随即连夜打捞。5月12日凌晨4时30分左右,郑州警方在郑州西三环附近一河渠内打捞出一具尸体。根据郑州警方的最新通报,目前警方已对打捞出的尸体DNA样本完成鉴定,与此前在案发现场搜集的嫌疑人刘某华DNA样本分型一致,可以确认,此次打捞出的尸体确系杀害空姐李某珠的犯罪嫌疑人刘某华。

不仅是中国,美国近日的一项调查也爆出Uber的103名司机涉性侵或性虐乘客,折射出女性出行安全、网约车的漏洞性等问题。在全球女性的安全境况都有待提高的大前提下,仅仅在社交网络中重复女性安全出行指南,挑剔女性出行时间、出行方式、乃至着装,很明显无法真正解决问题。严惩犯罪、健全相关法律与安全措施、平台型企业担起应有的责任,才是改变现状的关键。

案件在微博上发酵后引发激烈讨论,并不意外,微博中出现了大量“女性安全出行指南”。有的网友质疑案件中的空姐为何要深夜打车,为何独自出行,甚至还有谴责受害人太漂亮活该受侵犯的声音,这种论调极其常见,男性施害者在纷扰的议论中全身而退。而事实上,完美受害者并不存在,规训受害者的思维模糊了施害人的主要责任,对导致侵害的霸权存在视而不见,而试图将伤害的发生归因到个体,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尤其在性暴力案件中,事后的精神伤害几乎全部来自于父权文化对性羞耻化,及其加持下的对受害者的谴责。

解释“谴责受害者”思路最众所周知的理论是“公平世界谬误”(Just-world hypothesis)。这种理论认为,倾向谴责受害者的人陷入了一种逻辑谬误,他们假设世界是完全公平的,灾难从不无故降临到人头上,只要行为得当就绝不会遭受不幸,因此受到伤害一定是因为受害人本身有错,也就是俗话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非所有谴责受害者的人在理智的状态下都会同意这种假设,然而依然会在面对受害者时使用这套思维方式,这背后是对自身脆弱和无助的回避。

另一个解释:防卫性归因假设(Defensive attribution hypothesis)也从侧面印证了这点。受害者的特征和自己越相似,则谴责受害者的现象发生几率越小。这点在性暴力研究中解释性尤其强,对于性暴力的女性受害者,女性比男性更少显示出谴责受害者的倾向。和受害者的相似会提醒自己受害的可能性。

事实上,性侵案件并不会因为女性学习更多自保知识而减少,反而在强调重申的过程中被合理化,仿佛应该对性侵案件负责的应该是那个没有足够“完美”的女孩。

独自出行对于女性来说早已弥漫了隐隐焦虑,女性公共活动空间充斥着难言的恐惧。就滴滴案件来谈,如何从平台方弥补个人信息曝光的弊病,真正承担起国民级的安全责任也许才是使现状得以好转的关键。

除了顺风车对车主的审核不严,其顽疾还在于共享经济风潮下个人信息保护的缺位。有顺风车司机在网络上晒出APP上乘客的个人主页,即在乘客打顺风车司机决定接单前,就可以看到乘客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乘客此前搭乘顺风车的时间、地点、消费价格,以及司机对乘客的评价,而不少评价围绕着乘客的职业、外表特征和行为展开。

带有标签的评论和暗示,使得顺风车沦为滋生性骚扰的温床,也让顺风车成为缺乏管控的社交场,尤其是在乘客对这些信息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构成了信息的不平等。

关于企业责任问题,有学者认为平台型企业长期以来遵循的是避风港法则,也就是平台中立,但后来普遍被接受的“避风港法则”开始向“红旗法则”迁移,也就是说,平台方面在应发现而未发现违规或明知却偏故意纵容的情况下也要担责。

况且此前滴滴顺风车推出的一系列商业广告,已然利用“两性艳遇”噱头宣传自己,完全忽视了潜在的风险与隐患,没有底线地进行营销活动。

对此有学者认为,“法律上确实很难认定滴滴有责任,因为顺风车不是网约车,顺风车平台承担的不是承运人责任。但是如果顺风车平台没有对顺风车司机尽到身份审核的义务,则需要对此承担责任。”

当人人共享模式成为一种创造财富的新利器,这类平台获得巨大成功,甚至演变成为一种行业标准的时候,企业就必须去思考规则制定的平衡性问题和责任问题,所谓国民级的平台要承担起国民级的责任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