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席讲堂 | 什么是性别操演理论

导语:

作为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思想的核心是对主体构成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女性主义理论说到底是要重建女性的主体性。而朱迪斯·巴特勒对主体构成的哲思,始于“性别操演性”(gender performativity)概念的提出。

朱迪斯·巴特勒

朱迪斯·巴特勒

 

性别操演理论

性别操演性是朱迪斯·巴特勒对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它对改变人们关于性别深层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那么,什么是性别操演呢? 我们通常认为性别以一种内在的本质运作,它等待着我们去揭示其意义,但是朱迪斯·巴特勒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先在的性别本体和本质,它只是我们的一种期待,正是这种期待的结果产生了它所期待的现象本身。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一个先在的生理性别(sex),我们认为我们自身有某种“本质”的性别特质,这其实是社会规范不断作用于我们身体的结果。

因此在朱迪斯· 巴特勒看来,生理性别并不是先于社会话语存在的事实,它和社会性别一样,都是话语建构的结果。我们再也无法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作出区分,而只能说性别形成于某些持续的行为生产中,这些行为的产生受制于话语规则和实践,正是这些持续的话语规范对身体进行性别的风格化而使性别得到暂时的稳固。

性别的“内在本质”其实是服从于性别规范的一系列行为的重复,在性别表达的背后没有性别的本体身份,性别身份形成于持续的操演行为中,先有操演行为,后有性别身份,这就是朱迪斯·巴特勒提出的性别操演理论。

性别的流动性

1990 年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建构性别操演理论,其根本目的在于批判意识哲学的主体假设,解构性别的本体概念,同时将性别建构为流动性的、过程性的身份。

为了做到这一点,朱迪斯·巴特勒首先质疑了“妇女”这一具有本体色彩的范畴。作为卓有建树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认为传统的女性主义身份政治在实践上排挤有色人种妇女或性少数群体,其症结在于这种身份政治仍然认同一种“实在”的主体认识论,没有脱离性别本体论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因此她首先对女性主义第一、第二次浪潮把具有总体特征的“妇女”范畴作为斗争的基础提出质疑。传统女性主义把“受压迫的妇女”作为一个普遍的基础,暗示父权制是一种跨文化的普遍结构,对“妇女”的压迫有某种单一的形式。 但朱迪斯·巴特勒认为,性别压迫存在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之中,不同的历史语境对社会性别的建构并不连贯和一致,它与话语在种族、阶级、族群、性和地域等范畴所建构的身份形态交相作用。因此,“性别”不可能从各种政治、文化的交汇中分离出来,而只能在这些交汇中被生产并得以维系。

朱迪斯·巴特勒指出,“妇女”绝不是一个稳定的能指,即使是在复数的情况下,它也是“一个麻烦的词语,一个焦虑的起因”,因为这个词不能尽揽一切,包含所有的多重意指。由于“妇女”这个范畴不能包含所有的含义,当女性主义宣称它代表“妇女”(实际上是某些妇女)并为其争取权益的时候,必然会遭到被排除在外的妇女的反对,这也正是身份政治的局限性。

然而具有悖论意味的是,为了符合再现政治上女性主义必须表达一个稳定的主体的要求,女性主义又必须以某个共同的身份为基础,因此遭到了错误再现的指责。身处这种两难之境,女性主义的政治实践必须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本体论的身份建构,试图将可变的、流动的身份作为一个方法上的先决条件,从而使女性主义理论从单一的基础中挣脱出来,避免遭到被它排 除在外的那些身份位置的挑战。这就是朱迪斯·巴特勒思考流动的、可变的(性别)身份的根本原因。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扮装”

最后,为了解释性别的建构和操演的维度,朱迪斯·巴特勒对扮装(drag)做了讨论,提出女性主义政治应从以性别本体为基础的身份政治转向一种戏仿的政治策略。

朱迪斯·巴特勒认为,所谓“真品”和“仿品”的区别并不存在,因为正如朱迪斯·巴特勒所说:“在社会性别表达方式的背后没有性别身份;正是这些表达方式被称作社会性别的结果,操演性地组成身份。”如果社会性别的内在真实是一种假象, 是文化在身体表面铭刻的一种幻想,那么就没有所谓真的或假的社会性别。社会性别本身是一种模仿性结构,它所模仿的就是“真品”这个概念本身,因为性别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原件的仿品。

朱迪斯·巴特勒认为扮装的意义在于它有力地嘲弄了“真实”的性别身份。扮装体现了扮装者解剖学上的身体与被操演的性别之间的差别,说明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关系是偶然性的。扮装是一种性别戏仿,它所产生的增衍效应使霸权文化无法再主张自然化或本质主义的性别身份。在扮装这样的戏仿实践中,身体不是一种存有,而是一个可变的疆界。朱迪斯·巴特勒以扮装为例,说明越界的颠覆性和走向戏仿政治策略的可能性。

总结

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促使女性主义者重新思考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区分。传统女性主义区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是为了驳斥性别歧视者所持的“生理即命运”的观点。

为了反对女性的命运是命中注定的说法,传统女性主义者认为,无论女性的生理性别是多么的不可撼动,她的社会角色是文化建构的,因而对社会性别的塑造是可以改变的。这种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两分使女性能够暂时从“天定”的命运中解脱出来,但是朱迪斯·巴特勒诘问的是:关于“生理性别”的阐述是一种事实,还是服务于某种利益的科学话语?

“生理性别”被认为是自然的、前话语的,好像它是先于文化的,在那里等待文化在身体上有所作为,这种“生理性别”在本质上被建构为非建构的特点在朱迪斯·巴特勒看来, 却正是为了稳固生理性别内在的稳定性与二元的框架,从而服务于异性恋的规范。通过操演理论,朱迪斯·巴特勒揭示了生理性别的文化建构性,将生理性别从自然化的表象中解放出来,为寻求颠覆和置换那些支持男性霸权的自然化的性别概念提供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