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对女性在家庭领域的再现与建构 | 学术观点

家庭领域中女性的传媒再现与建构,是媒介与性别研究的经典课题。本文选取纪实类传播内容(新闻节目)、虚构类传播内容(电视剧)以及广告为三个分析维度,运用议程设置理论、话语分析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以及消费社会理论等相关理论,考察媒介如何再现与建构家庭场域中女性的角色与形象,女性与其他家庭成员的社会关系,以及女性的权力与地位。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揭示出当家庭外的生产价值被认为高于家庭内的生产价值时,男女两性的社会分工及其社会角色开始定型。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指出,女性获得两性平等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她们必须摆脱家庭固化角色束缚,参加社会劳动;另一个是社会评价体系必须认可家庭内生产的价值。此观点受到普遍的认可,成为了分析家庭场域中女性角色、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地位的理论基础。

媒介中呈现的“快乐的家庭主妇”形象

媒介中呈现的“快乐的家庭主妇”形象

在媒介与性别研究中,1963年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旗手贝蒂·弗里丹的著作《女性的奥秘》,对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媒体所渲染的“幸福的家庭主妇”形象进行了抨击:富裕的家庭生活、快乐的家庭主妇,是媒介所呈现和建构的美国中产阶级向往的先进生活的基本景观,但现实生活中这些生活无忧的主妇思索着为什么主妇与母亲成为了她们“天生注定”的人生角色,女性应该如何定位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位置与地位,正是女性的奥秘或迷思所在。

1978年,盖伊·塔奇曼等人编著了《壁炉与家庭:大众媒体中的女性形象》,其中两个基本假设:大众媒介以象征方式反映主流社会价值,为了商业利益,追求最大数量的受众;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女性注定要遭受“象征性歼灭”——女性在大众媒介中被责难,被琐碎化,媒体呈现的女性角色远远少于男性,即使有女性角色,也主要都是负面形象。

大数据时代,媒介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紧密,媒介如何反映当下女性生活状态、如何呈现女性的形象与角色,如何构建女性与家庭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如何定位女性的权力关系与社会地位,是本文研究的问题意识。

01

在新闻节目的议程设置中,女性被“象征性歼灭”

根据对中国大陆地区五个新闻节目——江苏卫视的《江苏新时空》、广东卫视的《午间新闻》、天津卫视的《12点报道》、安徽卫视的《每日新闻报》、青海卫视的《午间360度》自2013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分层随机抽取的各14期节目、共1010条新闻进行的性别监测发现,93%的新闻未涉及女性话题。而在剩余的7%(66条)新闻中,涉及女性与婚姻、家庭的新闻仅有7条,且都是关于女性如何勤俭持家、如何当好贤妻良母的报道。

本次监测所统计的数据显示(见图1-1),新闻媒体呈现的女性形象依题材的不同与数量的多寡依次可分为“受害者”、“对家庭和社会的无私奉献者”以及“贤妻良母”。

图1-1.新闻中与女性有关的话题类型分布情况

图1-1.新闻中与女性有关的话题类型分布情况

从男女两性所出现的场所分布来看,男性出现在工作场所的频次(343次)远远高于女性(198次)。此外,男性出现在社会公共场所的频次(186次)也高于女性(140次)。相比之下,女性出现在家庭和商业休闲场所的频次均高于男性(见图1-2)。

图1-2.两性出现的场所

图1-2.两性出现的场所

媒体呈现与建构的男性形象更多是参与公共事务、在公共领域从事相关工作,而媒体呈现与建构的女性形象则主要是家庭主妇和消费者。这再次验证了塔奇曼等人提出的观点,女性的媒介形象总是被归类为被伤害的或被琐碎化的类别,更多时候,女性虽然得到了媒介呈现的机会,但是并不全面和深入,女性在媒介资源的利用和使用上依然处于边缘地位。

根据议程设置理论可知,媒介依然在复制和强化着传统性别秩序对男女两性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陈规定型,那些扮演着贤妻良母和无私奉献者的女性角色受到青睐,女性走入公共领域之中的角色却主要被再现为消费者或者辅助性的服务者。

无视当代社会中女性在公共领域所作出的贡献,回避面对女性在家庭关系与家庭场景中的复杂处境,新闻媒介所呈现与建构的家庭中的女性被社会宏大议题以及男性形象“象征性歼灭”了。

02

电视剧中的“作女”成为社会问题的“替罪羊”

2002年,女作家张抗抗创作了小说《作女》,2004年,同名电视剧开播,标志着“不安分守己、有违常规、自不量力”的女性形象成为了媒介中女性形象的一个新标签。张抗抗指出“这类女性是中国社会深刻变革的产物,但由于女性整体能力和素质不足,以及女性身体和生理的局限,使得她们只能以冒险精神和非常规的作法,对压抑束缚她们的一切做出本能甚或极端的反应。”

尽管张抗抗赋予这类女性形象以“挑战传统、自我拯救”的积极意义,但是在影视剧中,这类女性往往被塑造为矛盾的制造者,她们的形象也大多被极端化甚至是丑化。

(一)欺压媳妇的作女

受到习近平主席点名称赞的《媳妇的美好时代》(2010年),男主角余味的生母曹心梅是一个唠唠叨叨,性格强硬的女性,她认为老公与自己离婚主要是因为姚静(余味的继母)从中插足,因此每次遇到姚静或者谈到姚静,她都大发脾气。不仅如此,她还要求媳妇毛豆豆只认自己为婆婆,不许与姚静接触,处处给毛豆豆下马威。

《媳妇的美好时代》中的毛豆豆及其婆婆曹心梅

《媳妇的美好时代》中的毛豆豆及其婆婆曹心梅

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毛豆豆在婚前就遭遇了一个危机——为了救治未来公公,她违反医院规定,丢掉了稳定的护士工作。为了不让婆婆曹心梅多心,同时也更是为了不让男友余味感到为难,毛豆豆隐瞒了这件事。婆婆姚静得知这个情况后,主动给她介绍工作,但毛豆豆为了顾及曹心梅的感受,放弃了这个机会。同事问她:你还没有过门,就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值得吗?

很多观众都无比同情毛豆豆,“毛豆豆式媳妇攻略”在网络上被反复总结。有网友表示:“毛豆豆这样的好儿媳现在还真是少见啊!一个蛮不讲理的婆婆,再加上一个刁蛮自私的小姑,为了让老公做个好儿子,自己受了那么多委屈!太难得了!”

曹心梅这个总是找茬的“作女”成了新时代恶婆婆的代言人。与曹心梅这个恶婆婆类似的作女形象还出现在《麻辣婆媳》(2006年)、《双面胶》(2007年)、《婆婆来了》(2010年)、《当婆婆遇上妈》(2011年)等电视剧中。

这类女性的共同点是在年龄、婚姻或者代际关系中处于式微的地位,她们并不甘心失去家庭中掌权者的位置,并且对高速发展的社会节奏和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而感到无力和恐惧,因此她们只能通过强化传统婆媳之间的等级权力关系来确认自我的地位,这种作法与当前社会中婆媳之间平等相处的朋友关系构成了严重的冲突,因而影视剧中这类恶婆婆的作女形象备受观众诟病。

(二)不尽母职的作女

在《假如生活欺骗了你》(2012年)中的方枚(郭金饰演)、《爷们儿》(2014年)中的许婷(左小青饰演)、《一仆二主》(2014年)中的石惠(王澜饰演),她们构成了影视剧中另一类作女形象。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剧照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剧照

这类女性大多漂亮、有能力,注重个人前途和发展,看重物欲甚于亲情。为了出国,可以抛夫弃子,或为嫁大款(方枚),或为逃避现有的生活并发展自己的事业(许婷)、或为追求高品质的生活(石惠)。在孩子最需要母亲的成长阶段,她们没有扮演好母亲的角色,等到孩子们长大了,她们又以“母亲”的姿态强势回归,倚仗金钱或者社会身份的优势,扰乱孩子和前夫的平静生活。

出国似乎只是男人们和孩子们的需求,已婚的青年女性为了优先满足丈夫和孩子的出国需求,为了继续履行照顾家人的职责,往往留守在家。这些女性的奉献行为并没有得到特殊的褒奖,而她们对于出国的需求更是无人关心。

让已婚的青年女性在出国与放弃母职之间做出唯一的选择,是残酷的。尽管大部分有出国需求的母亲最终选择留下来照顾孩子,但总有一些女性会做出痛苦的抉择。尽管现实中这些女性可能想尽各种办法避免孩子的成长受到影响,避免让出国与照顾孩子之间形成简单的二元对立,但是这些女性的媒介形象无一例外地被丑化,她们的行为被认为是自私自利的、毫无责任心的、破坏家庭和谐的。因而这类作女形象备受观众的唾弃。

 (三)婚姻杀手的作女

《蜗居》(2009年)中的海藻(李念饰演)、《咱们结婚吧》(2013年)中邓佳佳(张一鸾饰演)年轻漂亮却生活窘迫,阴差阳错成为了别人婚姻的第三者,最终均以悲剧结束不伦的关系。这类女性形象构成了第三类作女形象。

《蜗居》中的海藻

《蜗居》中的海藻

海藻与邓佳佳都是大学毕业不久、涉世未深的青年女性,她们尽管抱着积极向上的生活信心,但是却被残酷的现实生活压榨,为了交换家人或者自己想要的生活,她们臣服于男性的权力和金钱,被动介入了他们的婚姻。这类影视剧将原配妻子无私奉献的贤妻形象与这些第三者的自私贪欲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引发观众的厌恶与仇视情绪。

在现实生活中,刚刚走入社会的青年女性通常缺乏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有力支持,她们势单力孤,面对诱惑或压迫难免做出错误的选择。虽然她们是破坏他人婚姻生活的“第三者”,但是很多女性是被迫的,而且结局惨淡。因此某种意义上说她们也是受害者。造成“第三者”存在的男权思维、贫富分化、权力寻租,女色消费文化等,才是最值得媒介深入挖掘和有力抨击的内容。

 

艺术创造需要制造戏剧冲突,但是近年来的电视剧创作选择了回避挑战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取而代之的是仅仅要求女性调整自己以便服务于大局。

通过对三类作女形象以及与此形象相关的戏剧情节进行话语分析,就会发现,作女之“恶”实际上是为了衬托“好媳妇”之“善”。比如家里有一个恶婆婆就必定有一个贤惠的媳妇;有个不顾孩子的妻子的男人一定会遇到一个贤惠的女人;破坏他人婚姻的第三者一定会被原配打败。服从、任劳任怨、无私忘我的女人最终一定会有美好的结局。

影视剧对作女的呈现与建构,是为了强化对女性回归传统母职、妻职而作出的性别角色规制,这样的媒介内容忽视了女性的主体需求,并且将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矛盾与问题归结为女性的个性缺失、责任感淡薄、道德沦陷,从而回避了对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的真正深入的探讨。

03

 广告中的“第二性”助长了女性在现实中陷入“沉默的螺旋”

进入广告的世界,就会发现女性的形象与角色尽管形形色色,但是却又无比单一。她们虽然长相不同、年龄不同、社会身份不同,但是她们或者扮演着“精明的母亲”、“精打细算的媳妇”、“美丽乖巧的女儿”,或者扮演着充满魅力却又不失亲切的时尚偶像。虽然她们出现在广告内容中,但她们要么完全沉默,要么似被广告商利用的“玩偶”,是美丽却尴尬的“第二性”。

当雅培广告中孙燕姿现身说法:“因为我用过,所以给宝宝用。”一个稳重的男性画外音总结道:“雅培,赢得世代妈妈信赖”时,那些给宝宝买雅培的女性观众会通过这个广告对自己行为的“正确性”再次予以肯定,那些没有给宝宝买雅培的妈妈们则会受到“是否称职”的质问。

在往往是由爸爸“一手掌控”的汽车广告中,妈妈和孩子通常充当着微笑的陪衬。似乎女司机不堪委任为汽车驾驶者的代言人。尽管现实中开车的女性并不少,但是对女司机的偏见已经不动声色地编码在汽车广告之中。

在金龙鱼广告中,林丹说:“芳芳曾对我说,男人不要下厨;我总和她说,女人不要洗碗…一生中只追求完美,我选金龙鱼1:1:1”在秀自己具有平等精神的过程中,宣扬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引领位置(日子怎么过由我说了算),而同样是优秀羽毛球运动员的谢杏芳,则是这则广告中最贵的背景。

林丹、谢杏芳代言的金龙鱼广告

林丹、谢杏芳代言的金龙鱼广告

广告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媒介商品,它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抓住受众的吸引力、影响受众观念行为。根据“三项选择定理”,受众往往会选择那些和他们的意识观念相同或相近的内容来予以关注、予以理解和予以记忆。因此广告除了制作形式上美轮美奂、追求创新之外,在意识形态上要反映社会主流价值。

但是现在媒体上大量存在与婚姻家庭有关的广告,更多再现了“男性主宰世界、女性服务于家庭”的角色分工,对女性的能力、社会贡献、需求要么不予认可,要么弱化处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更多是对女性容貌与身段的“女色”消费,以及对女性妻职和母职的强化。

广告中女性形象的定位远远滞后于女性发展的现实,但是以女色为卖点、强调男性为一家之主、女性在某些特定的场景,比如洗衣做饭、购物美容等场景中的主角身份,却迎合了消费社会中传统的、主导性的受众定位观。而这样的广告经年累月在各类媒体上播放,势必会影响女性受众,对自己在家庭的角色和地位不予抗辩,从而进入“沉默的螺旋”中。

04

结论与思考

媒体再现的家庭领域中的女性形象普遍存在着边缘化与刻板化的问题,女性虽然出现在媒介中,却只被表现为受害者、消费者、贤妻良母等,更多面的形象被媒介“象征性歼灭”;家庭中女性在公共领域的社会价值没有得到全面和肯定的评价,女性成为了一个媒介表现的空洞符号;另一方面,媒介将很多时代发展和社会发展留下的矛盾和问题转化为女性的问题,将其建构为“作女”,让她们经受悲惨结局,强化对女性性别角色的传统规制。正是由于媒体充斥着这些对女性家庭角色和家庭关系的陈规定型,使得女性在社会权力关系中难免落入不受重视的“第二性”,并逐渐陷入“沉默的螺旋”,对这种境况不再予以抗争。

当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处于急遽的分化与变化之中,这既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也与女性自身的主体意识、社会关系、家庭成员的认同、对物质与精神资源的支配权等有着重要的联系。虽然媒介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部分女性的生存现实,但是也强化和放大了女性整体的不利地位。

事实上,撑起“半边天”的女性不仅是社会宝贵的人力资源,更是媒介可资开发的“富矿”。多样化的女性气质,充满创造力的女性故事,带来惊喜的女性形象,是媒介产业化竞争中新的增值点。完善并创新媒介所反映的家庭领域中的女性,也将有助于创建家庭和谐,以及推进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