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当代女作家群研究论文

当代北京女作家文本中的地域，性别与自我身份认同

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　张　京

　　如果把乡村作为男性权力和精神慰藉的圣地，那么作为欲望符号和自由空间象征的城市，对于女性的独特意义便首先在于它强化了物质关系中的性别。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和缓慢的变革速度，使乡村中的女人总是把精神的“根”种在父亲的家庭和丈夫的家庭中，贞洁隐忍的贤妻良母式期待与塑造，使她们所承担的责任总是大于实际可用的权力。此时她们对于自身的关注，往往体现在劳动中的身心劳累，或是生育时以鲜血中的痛苦提炼出的对生命的感悟。她们个体的命运常常被隐藏在家族荣誉和血脉承继背后，她们对于自我性别的认识，总难以脱离男性和土地。而当城市发展和繁荣所必需的商品交换特质给身体和性提供了交换物欲和情欲的可能，营造了经济独立和走出家庭的自由氛围时，女性自主身份的确定就成为了一个关涉地理特色，政治权利和性别建构的核心问题。

　　张洁的《无字》以女主角吴为的口吻，追忆了与丈夫胡秉宸及胡之前妻白帆在爱情和婚姻中的勾心斗角；母亲叶莲子和父亲顾秋水在战争离乱中的逃脱与担当；外祖母墨荷和外祖父叶志清的默生默死的历史。家境殷实的墨荷自嫁入只是贫农水平的叶家后，喂猪喂鸡，做一大家子的饭，刷一大家子的碗，还得缝一大家子的衣服，袜子，鞋……却样样还不称大家的心。她做的太多，就有太多的不是可以数落。她和家里的长工没了两样。而那一穷二白的叶家，自叶志清的媳妇娶进门后，即刻有了地主的修养和脾性。偏偏许多农村女人都会的哭闹上吊之类的墨荷既不屑也不会。她是一个女人，又美丽，本是很不幸的，因为没有走出农村，所以只是成了一个男人——她的丈夫的‘篮筐’，一个接一个地生育着。直到她的血流尽了，与丈夫及其家族的关系也算了解了。弥留之际的她，“牵挂的不是血缘就是虚无。”在婆婆给她草草安排的露天火葬“表演”中，她的一生经历只说明了，当时农村中的女人，性被简化为生育，妻子实际等同于婢女。

　　叶莲子这代在战乱年代里摸爬的女人命运更为不幸。丈夫顾秋水为了自己的“出路”抛家弃子，没留下任何可供妻儿生存下去的资源。于是她们节衣缩食，为了面子和不给邻居填麻烦，或在吃饭时锁上门，或在冷风的大街上耗磨时间。孤儿寡母放下“连长亲属”的虚名给人家帮佣，受够了劳苦和挤兑。好不容易得到丈夫的音讯，不顾一切地奔到香港，却发现丈夫为了“报恩”，成了另一个女人阿苏现实中的男人。他对叶莲子母女的生活不闻不问，除了暴打她们外，还病态地当着妻儿的面与阿苏疯狂做爱。在内地时，他为了前途而离弃家庭；在香港，他为了发展而驱逐亲人。对于家庭，他作为一个男人，没有担负责任，反而充当了破坏者。叶莲子这代女人，美好的爱情和温暖的家庭梦想，对外被战争与饥饿悬置了，对内被丈夫发展与实利的需要压抑了。而顾秋水对家庭的态度，表明了在非常年代，一方面，性除了本能也是一种可利用的资源，用来交换最低生存。另一方面，性也成了证明“男性威严”的酷刑。幼年的创痛使吴为将父亲“两胯之间，那个随他跳来跳去，拳打脚踢，丑陋无比”的东西最终归结为暴力——“既然它随顾秋水的暴力而来，自然就是那暴力的一部分。”所以难怪后来吴为把与男人的性爱看得那样隆重，“在与异性做爱之前，必先克服一个巨大的障碍”。叶莲子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迁移的过程，当她已走入胡同时，依然被认为进入不了都市的“进步与文明”之中：“有多少胡同里走出的女孩会喜欢《新青年》或是《语丝》？会关注社会和世界的走向？太深奥了，太重大了……那都是为不凡的人铸就不凡一生准备的材料。”在叶莲子身上表现的对饥饿动荡的恐慌和长期积淀下的坚忍与忍气吞声，使她在杨白泉于大年初一的早晨来威胁吴为后，便近乎绝望地跪在女儿和孙女面前，她“花白的头颅，在水泥地上磕得噔噔响”。她再也承受不起女儿也要在男人那“栽跟头”了。 她做过家庭主妇，女佣，小买卖者，教师，她被迫从依附于家庭走到独自担当的路上，虽实现了经济上独立，并从农村进入了城市生活中，但身心的伤害使她一生都没能轻松。况且“北平这样一个历尽沧桑，自尊自贵的城市，已经刀枪不入。不论外省人如何奋发，进取，恐怕还要经过几代‘换血’的努力，才能融入这个城市。”
与时代造成的物质饥谨而导致的人性转恶不同，长大后的吴为所经历的更多的是政治权力争夺和倾轧下的性别扭曲。胡秉宸是一个骨子里浸满了老北京“皇天后土”气质与情结的男人。一座气派敞阔的老四合院里，品着盛在祖传的青瓷小碗中特意从老字号“信远斋”买来的酸梅汤，闻着院里的几棵散发着淡极并沁着泥绿色幽香的腊梅，北平那些韵味十足的老日子，培养了一个“至少是二品顶戴花翎”的“贵人”。“那些胡同里的各色人等，谁不知道他是胡家的少爷？”出生地是一个人的重要之地。在那种院子里出生的男人，除了他们的母亲女儿，心目中的理想女人，“顶好又堪实用又堪把玩”。

　　与兄弟们一起玩“升官图”，从大家坚持按清朝官制玩耍，不难看出他们难以抑制的，对胡家鼎盛时期的留恋。“对以往的荣耀，胡秉宸虽也留恋，但他的留恋是在心底，何况时代已经大变，他更愿意适应时代新潮，总是坚持按民国官制玩耍。胡秉宸自少年时代，就显出对风口浪尖的兴趣。”北京这个以追求并尊崇权力和官位为特色的城市，使胡秉宸的官僚作风及皇帝梦，活用在对女人的手段中。“即使在与女人调笑的时候，女人们也从不敢因他的宠爱而失去对他的敬畏。有一种男人，是永远君临于女人之上的男人，胡秉宸就有幸成为这为数不多的男人中的一个。”他的原则是如此明确——我搞女人从来不主动，想办法让她们主动。

　　吴为迷恋北京，其理由也与政治，经济中心，机遇等重大题材无关。她的北京，是总有一天会演绎《战争与和平》中某个情节的北京——娜塔莎在某个舞会上与包尔康斯基公爵相遇——而对中国和世界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现实毫无概念。又以为生活就像古典小说里读到的那样，无非恋爱和PARTY，户口本，粮本，档案袋等等则于此时隐退。又毕竟北京是文化之都，吴为一生迷信文化，哪怕是文化的影子，也足以让她热烈渴望。“地域在最后的权衡上起了作用”，所以与韩木林的婚姻是她的一个阴谋，“将他作为回到北京的跳板和一个生殖工具，后来更将一顶绿帽子戴在韩木林头上”。创伤家庭的背景，使她在与胡的关系中秉承着从祖母和母亲那里一路传承下来的善良和忍耐，同时又保持着都市人的敏感和清醒。所以她感到格外痛苦。“年龄的差距，尤其在性爱问题上，结婚初始就决定了他们地位的尊卑。她始终把她那个上了年纪的男性自尊，看得比她这个女性的自尊更为重要。”面对胡和白的种种手段，她自嘲地想：新中国在男女之间造成的最大误会，可能就是取消了一夫多妻制。说到底，男人对女人的关系，实际上是个管理的问题。男人们所担心的，往往是“政治上出问题”，而打击女人最常用也最致命的，却往往是“作风上出问题”。性别，城市，政治与权力，就这样具有了内在的运作机制。所以并不奇怪追求吴为的男人，反而是迫害集团中的主力，在性和权发生抵牾时，这些北京官僚，绝对不会放弃权力，就连他们在向吴为家门方向凝视时，也警觉到“对手”同时做出的动作有什么涵义。

　　五丈塬，丹阳观，零狐村，吴为在对“故乡”的追寻中发现：“所谓‘故地’，也许是个手也摸不着，脚也走不到，根本不知道在哪儿的地方。说不定就怀着‘回归’的假设，死在‘回归’的路上——这个结局倒也不错。但‘寻找’的过程，是一个让漂泊之人感到有所归属的过程。这样说来，人是害怕魂无所依的，所以总在寻找一个‘故地’。”城市的特征决定了文化在女人身上将烙下什么样的印疤，张洁在北京这个主流文化和精英意识为稳固中心的城市中，反思女人的精神净土和不被当成“性”只被当成“人”的条件和可能。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既是一个封闭的小环境，又是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叶莲子那代女人没能融入，吴为这代也没能最终融入。因为北京对她们来说不是单纯地理意义上的北京，而是搀杂了边缘向中心跨越的困境，沉淀着她们在旧有的地域所造就的性格和心理，她们并非生活得安定幸福，因为承载了太沉重的时代和政治的后作用力。凡俗的日常生活没能将历史解构，倒成了表现和强化它的舞台。从农村进入城市，她们在逐渐社会化中，将个人的小家纳入了政治权力的大家之中。所以她们这两代女人没有感到更解放，而是受到了更多的制约。而禅月这一代女人，则是天然适应了北京予人的生存要求，所以不是追寻心灵的“故土”以寻求超脱，而是谙熟了成功者必通的“处世规则”， 对生活多了几分透彻。当胡秉宸终于抛弃吴为后，禅月才说：“其实我早就看出没有好结果，可又不忍伤您的心……永远不能和有妇之夫有所纠缠。玩儿玩儿可以，但不能动真格的。不谈道德，从结局来说，拼死拼活得到的却是残缺破损的------我也不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不论那个男人如何中意，一旦知道他是有妇之夫，马上收兵。何苦把大好青春葬送在这种得不偿失的事情上？”为了主动地把握生活，她们这代“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已经完全进入了这座城市设立的生存规则。张洁的《无字》，实际上展示了女人在从农村到城市（特指高度政治化的北京）转移的各个阶段的生存困境及原因。女人欲望的苦闷不是通过城乡对抗来说明的，而是以彰显不同地域的文化含义对人现实生存和精神的影响，来力图寻求一种健康的人性心理。在表明女性对外部生存世界的不胜重负时，张洁既有退出“大历史游戏”的方式回到了女人身体的感触，来呈现否定与批判的力度，同时又有以直陈的方式直接面对了政治压抑和意识的嬗变。通过反观性的政治和性别及历史激情，它揭示了两性不平等与生存不平等的深刻联系，将意识形态的作用渗透到日常生活和体制实践中来表现。在权力争夺和性别对抗的背后，探寻的是女性主体身份和主体地位的确认。

　　林白的创作被公认为是达到了“个人欲望叙事”的极致，那是“将身体撕裂了以后才最终冲脱出来的内部祈求”。她所呈现的女性独特经验和女性主体感受，在现有的道德价值及符号解读成规背后，勇敢地拼杀着。我们欲理解林白小说的个人话语性质，林白小说的人物形象的自我幻象特征以及林白小说空间的梦幻性，城市视角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突破口。在她对自我生存经历及精神世界的剖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外部环境是如何进入她的心灵并又返回到现实世界之中的。

　　我出生在一个边远省份的小镇上，三岁丧父，母亲常年不在家。我经历了饥饿和失学，七岁开始独自生活，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几乎就是一块专门砸向我胸口的石头……我从版图最边远的省份来到北京，我成年以前并不喜欢自己的家乡，事实上我更不满的是自己的生活。我在成长中焦虑、烦躁、惊恐不安，时刻盼望着逃离故乡，到远处去。我从北流到南宁，从南宁到武汉，最后来到北京。现在我在北京这座城市已经生活了十多年，就像我至今分不清它的东南西北，我同样无法洞悉这个城市的秘密。北京是一座伟大的城市，但它远在我的身外……就这样，故乡在我离开它多年以后才最终来到我的心里，只是此刻它早已面目全非……我想，如果今天我仍生活在故乡，一定也像一个异乡人吧。（像女儿在阳台上种的玉米），既不是城市之子，也不是自然之子。那种无根的病态与焦虑，以及与人隔绝的空虚感，使个体的差异有时显得比性别差异更强烈。因为想要消除自我和现实的紧张关系，反抗从小而来的恐惧，所以会特别敏感，既需要非常强大的内心，有巨大的心理能量，既要抗衡外界的压力，又要抗衡内心。现在我这样的生活方式好象不是一种打开的姿势，完全是内聚的。内聚——自己往内收缩，不停地收缩。

　　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林白书写了这种奔向北京，进入北京，又反思北京的过程：“只有到了北京，到了这样一个完全北方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不同，广大而寒冷，周围是永远也学不会的卷舌音。在这里，B镇被远远地隔断，一年一年地不回去而变得越来越不真实，越来越像前世了，只有这时，家乡这个字眼，才连同一条河，一个船厂，一个码头，一条灰色的街，以及由于回忆而变得明亮和美好的鸡蛋花来到我怀念的视野中，我所有与家乡有关的文字，几乎都是这个时候写作的。”“第一要去的地方是北京，这是一个深入我骨髓，流淌在我的血液里的念头，它不用我思考和选择，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到那里。很早我就认为，我的目的地在北京，不管那地方多么远，多么难以达到，多么寒冷，多么虚幻，我反正就是要去。不知这个念头是否跟我在幼年时曾和B镇唯一的一家北京人做邻居有关，在六十年代的南方边陲小镇，北京的确远得到了天上，凡人根本去不了，幻想到这个去不了的地方是我最大的快乐。六七十年代的生活没有给一个想入非非的女孩提供任何机会，到我插队的时候我想只要我日后有一份工作，我一定把工资省下来先到北京看看。”“多米既不强悍同时也不精明，她不知道使出何种手段形成何种气氛才能对自己有利，她只好无法收拾地看着自己一败涂地。她唯一的出路便只是逃跑，逃跑的路途曲折遥远。逃跑的路上孤独无助。多米在她的童年时代就立下了壮志，她长大以后要到北京去，这个念头一直沉落在最深的地方。现在一场大伤心，倒像撕裂了一个大口子，又像一道横空的闪电，把层层时空拨开……多米想，原来我还要到北京去，我怎么就忘记了呢，命运让我遭受这种种打击，原来却都是些铺垫。多米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辉煌的逃离之地，这给了她极大的安慰。她就死里逃生，复苏了过来。后来有一个老人收留了她，这个老人就成了她的丈夫。”

　　在林白的叙述中，北京这个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坚固地支撑着女人生命发展及想象实现的欲求。商业时代提供了女人实现梦想的空间，性与生存的交换扯开了遮遮掩掩的暧昧，“做爱本来是爱情的最高形式，现在几乎成了最低形式”（《同心爱者不能分手》），“对于一个受到轻视已被激怒一心想出人头地的人，爱情又算得了什么！”现实的社会令女人“只有把自己拿出去”（《瓶中之水》），靠“自己的智慧和肉体生存”（《随风闪烁》）。“爱情仅仅是一种自我感觉，因此不存在什么放弃爱情牺牲爱情的说法，你能放弃没有的东西吗？”（《我要你为人所知》）。“指望一场性的翻身是愚蠢的，我们没有政党和军队，要推翻男性的统治是不可能的，我们打不倒他们，我们必须利用他们。”（《致命的飞翔》）。但女人真正的满足又并不只在于“交换得来的”栖居地域的转移，而在于自我欲望在内心深处得以安定。在林白的小说中，人物对环境总有一种渴望陷入又急切逃开的“跃动感”，正如《日午》中她说：“沙街对我来说是一片沼泽地，我陷入其中无力自拔，我总有一天会被沙街所吞没，这是我命定的悲剧，在这一天尚未来到之前，我还要再次回到沙街和女人的故事当中去。”当迁居的缓慢进程跟不上想象的速度时，她就在意识中建立自己安居的城市。她总是意识到一种距离，无论是从故乡走入北京，还是从北京进入自己的梦中之城，她都刻意让自己清醒在这种距离产生出的孤独感上。这是一种自我的主动选择，在孤独体验的咀嚼中，她找到了体认个体自我的方式，所以她喜欢回望，也喜欢把自己放在未来的时间中，这种人为制造的缝隙，使她得以忽略掉平白、单一、缺乏幽深感的现实，而把握住时空转动中呈现的每一个点上的美。

　　《同心爱者不能分手》中“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这不是浮在生活表面上的自恋和自我抚摸，而是穷究“这一个女人”真正的欲望旅途，她没有从个体推衍到“这一群女人”的意图，所以她书写的“嘴巴饥饿”和“心理饥饿”是完全基于自我个体的体验。她可以平静地幻想被人强奸，那是对欲望大胆的好奇；她也可以气愤地控诉被骗奸，因为那是身体和精神双重不平等的侵犯。性的话题在这里不是能不能表现和涉及的问题，而是怎样表现和怎样认识的问题。所以《致命的飞翔》是自救中处处碰壁的创痛，是一种面对物质实现欲望的尴尬与无奈；同时，这种下落并不是一败涂地的呻吟，而呈现出一种飞翔的轻灵。不论过程中有多少血和泪的挣扎，最终的结局却可以有一种很审美的谢幕。这种美丽“去尽了男性的欲望，就像月亮悬浮在冰山上，清凉，空彻，一切无关的东西都远离”。对她来说，个人化写作建立在个人体验与个人记忆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化的写作，将包括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我看到它们来回飞翔，它们的身影在民族，国家，政治的集体话语中显得边缘而陌生，正是这种陌生确立了它的独特性”。所以林白安守自我的任性书写中，地域的意义是个人化和集体化的冲撞之地，而北京是她欲望和精神追寻的一个绝对高度的站点，是她不能降落的飞翔中路经的一个重要收藏。它激起欲望，但不能涵盖欲望，它是现实的，也是想象的。“N城肯定是要去的，那是一个早就预定了的目的地，那个乘风远去的少女就是多米。”当多米初到N城时，她“一次次地想：我到一个大城市来了，这是一个省会。”而后来她在N城居住了八年，无数次到达过N城火车站，从出站口看N城的街道，客观地感到这些街道十分平淡，只不过是N城这样一个中等城市的普通街景。于是，北京那个“最终极的远处”，成了替代N城的下一个飞翔站口。那有摇滚，有美展，有行为艺术，有小剧场话剧，有一流的人物，是滋养她成长为知名作家的重要之地。

　　某种意义上，林白延续了鲁迅所建立的“行者”精神，从自我的切肤的痛苦中抽离出理念，以现时敏锐的感触，保持对“隔膜”的自持和审美化；在不间断的“赶路”中，盼望着下一个驿站的出现，怀着逃出此时反观当下的企图。这种付出与得到在传统框架中找不到有效解释的途径，因为这种经历是一种在无法撼动的不利处境中尽力挖掘有利因素的过程。正如鲁迅结合自我经验所做出的分析：“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伪自由书`前记》）也如他写给许广平的话：“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这种即使终于被碾死在车轮底下，还来得及看见那车就坠入冰谷中的执著开发，也是林白对自我体认的一种方式。在《置身于语言之中》，林白阐释了这种精神对她的意义：“在家园逐渐丧失的时代，语言就是我们的家园，语言在我偏爱的作品中芳香四溢，它们此刻化身为我最钟爱的中篇《回廊之椅》，它们化为了一个外乡人的故事以及革命的话题，主仆两个女人的友谊，神秘的回廊，茶杯和熏草的气味，它们隐藏在一座细雨蒙蒙的红楼中，悬浮在现实生活之上。我既可置身其外安静地凝望，又可置身其中与世隔绝。”她所竭力对抗的，是主流和男性叙事的强力覆盖，她在坚持一种“她这一个女性”意义上的“感性与智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和跳跃”。“旧的多米已经死去，她的激情和爱像远去的雷声永远沉落在地平线之下了，她被抽空的躯体骨瘦如柴地在北京的街头轻盈地游逛，她常常到地铁去。在多米的小说中，河流总是地狱的入口处，她想若要在一个庞大的城市寻找地狱的入口处，那一定就是地铁深处某个幽黑的洞口。我常常在地铁站看见她，她穿着一件宽大的黑色风衣，像幽灵一样徘徊在地铁入口处，她轻盈地悬浮在人群中，无论她是逆着人群还是擦肩而过，他人的行动总是妨碍不了她。她的身上散发着寂静的气息，她的长发飘扬，翻卷着另一个世界的图案，就像她是一个已经逝去的灵魂。”

　　新的世纪对于林白这个适应了北京文化和政治环境的女作家来说，已经开始了新的寻找自己在人生路途中飞翔和定位的问题，她的创作开始转向了世俗生活和平凡事件的描摹中，语气之间更多了些随意和调侃的特征，这对一个以向内开发自我为主要特征的女作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象，究竟哪些因素导致了林白心理呈现状态中的松动？她在这些凡人俗事中的自我定位是如何构成叙事维度的？北京这个特殊的地域提供了林白什么样的创作心态呢？这些都有待于对其作品做进一步的阐释和讨论。

　　从外地迁居北京的林白在执著地表现她在不同城市间融入复离开的旅程，一种心灵意义上对城市的追寻与超越。而出生并久居在北京的陈染，缺乏这种地域意义上的从边缘向中心的挪移体验，所以在她的小说中，城市的意义只是和人的孤独，家庭的残损相比对的一个景观。它往往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譬如P城。同时与张洁反思城市对人的侵入和钳制作用不同，陈染更关注外部环境和人之个体的互生关系，城市的价值往往因人的存在而富有意义。当人缺席时，大到城市，小到家庭，对立于人个体意义的外部环境便仅可被看作一个虚设的道具，它往往表现为“残缺”：“直到1992年的春天，我从祁骆的医院神志清楚地回到自己的家中，才看到了真正的现实：我亲爱的母亲还有禾都已不在人世了。我的朋友尹楠也永远地离开了我。房间里昏暗静谧，尘埃遍布，毫无生气。往昔我如此熟悉的家已经不认识了我，好象来了一个新主人。尽管我做出一副心境坦然的老朋友的模样，它依然显得有些羞涩不安，一声不响。我知道，自从我离开这个家之后，这个家里的时间就停滞了。”这样的叙述表明，陈染塑造的“个人”尽管不会脱离开现实环境，但却具有着在精神上跨越它的绝对力量。

　　陈染并未忽略对那些经历了地域大转移的女人命运的是关注，同时奉上她深深的理解无可奈何。在《无处告别》中，“黛二对缪一的选择无比失望，倒不完全在于缪一同那种“狗男人”同居，而更多的是黛二感到缪一对她遮掩，隐藏了，这使得她们的深挚友情出现了裂缝。但黛二还是很快把情绪调整到宽容与理解的立场，缪一毕竟有她的难处，自有她的难言之隐，难诉之苦。她从遥远的北方小镇流落到北京，除了‘谁谁的儿子’，艰难的境况使她别无选择。黛二很清楚缪一的往昔，黛二觉得她在那种处处防卫别人的恶劣环境中生活得太久了，她的精神情感与物质世界长期根植于那样一片贫瘠的土壤，以至于她那自我保护（自私）的本能与汲取外在（别人）的根系便格外发达。缪一这种以自身为代价寻求‘谁谁儿子’的庇护的行为，实际上正是她长期所形成的某种东西的延续。从缪一身上，黛二看到女人最终的薄弱。”通过揭示这种外在环境对女人处世方式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陈染在自我生存和思考空间中，以女人的视角观看女人的处境与命运所形成的哲学和现实价值。

　　“一个残缺的时代里的残缺的人”的造就，在陈染小说中往往缘起于父母的分居，这一般被认为不幸的遭遇，却被陈染异常冷静甚至不伤害优美地道出：“被毁灭的家庭留下的是每一个人的悲戚和忧伤”。而作为家庭寄托的实体——那“站立在眼前的这一排重修过的崭新的房屋，在我的情感里只是一摊荒凉的废墟。那废墟的颜色就是我童年的颜色。”由于缺乏健康的家庭模式为参照，两性和谐的状态在陈染小说的意识里成为了“一个成熟的大男人和一个正在成长的小女人组成的宇宙空间”，所以小说中的女人总是退守到自身，而现实中的母亲——那个我行我素的女人——在自然之雨和生活里黑暗之雨的双重压力下，寻找着光明。所以“我们将生出自己的母亲”；“我是我自己的陌生人”；“时间是一个画家，我是一张拓片图画。我沿着这条时间的水渠慢慢行走，发现了我与这幅图画的关系，我看见了这幅拓片本身就是一部历史，全部女人的生活都绘在这里。” 这种在内心深处暗自建立认识世界确认自我城堡的方式，使陈染笔下的女人“对废弃物和古残骸从来都怀有一种莫名的情感和忧伤，那份荒凉破落与阴森瘮人的景观总使我觉得很久以前我曾经从这里经过，那也许是久已逝去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她们自己就能构成完满的空间，所以与外在空间并行不悖地同时成长与发展。她们“从小就有一种特殊的消解、转移或忽略事物悲剧成分的才能”，她们“对父亲们说‘是’，对生活说‘是’，那是再也没有比这个回答更为深刻的否定。”这种对人情世故的自觉把握和承受，表明了女性在现代化进程中为了安静生存而历练出的特殊经验，以至使她们甚至无法给承载着温情象征的地方以准确的命名，正像“至今无法给当时的情感命名为爱情一样。”她们不再无为地反抗另一种性别，而是在暂时无法摆脱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寻求对自我比较有利的发展因素。这种超拔的自省以“残缺”体验外部世界为怀柔的方式，是陈染由女人个体心理体验推衍到对家庭的重建，再到对城市生存境况反思的一种联贯表述。在这个过程中，性别角色与性别视野的复杂性，与个体人物的心理密切相关。

　　而使这些女性能够自足地保持住自我的精神，正是一种“孤独”的气质。在陈染看来，“孤独，其实是一种需要不断成长的能力。在通常的人群里，人们总是忙着聚拢成群，以便寻求对话者的慰藉，企图从别人身上照见自己，人们正在一天天地丧失孤独的能力------而她已不再为自己身处少数人这一尴尬的地位而自卑，不再为得不到多数人的呼应赞同而感到寂寞。多数人很多时候就是那茂盛的泡沫，是一种虚弱而空洞的力量。我必须接受在较长的时间里以及较高的层面上独自承担一切。承担孤独意味着成长”，所以陈染小说中的女性不在制约其生存的环境下控诉，而总是在对个人的心理分析中实现自我的体认和成长。那是“自我与自我在脑中交谈的过程”；那是“‘里屋’，一个对女人另外的称呼，女人长大的过程，就是使它逐渐接受“进入”的过程，知道寻求“进入”。在这种寻求中，一个女孩变成妇人”。这种仅从个人角度，抛离国家民族宏大叙事的手法，使女性的性别和个体生存探究得到了相对自由的空间。不再仅囿于单纯的个人/集体；内部/外部二元对立的阐释框架中。在散文《独自漫游》中，陈染将这种意图表达得更为明确：“十余年来，我在中国文学主流之外的边缘小道上吃力行走，孤独是自然而然的，应该说，我不算是一个更多的为时代脉搏和场景的变更所纷扰所浸噬的作家类型。我努力使自己沉静，保持着内省的姿势，思悟着作为一个人自身的价值，思索着人类精神的家园。”

　　陈染一方面呼唤强有力的“拯救”：“我热爱父亲般的拥有足够的思想和能力‘覆盖’我的男人，这几乎是到目前为止我生命中的一个最为致命的残缺，我就是想要一个我爱恋的父亲！他拥有与我共通的关于人类普遍事物的思考，我只是他主体上的不同性别的延伸，在他的性别停止的地方，我继续思考”。（陈染 萧钢对话录《另一扇开启的门》）“我想念我心目中的父亲，我从来没有心目中的父亲。”（《与往事干杯》）另一方面，陈染又坚守着独立自足着的自我：“在我的生活中，我几乎不需要‘你’字。所有的人和事，在我的思维关系网里都成为间接的‘他’或‘它’。甚至，我对于我自己，在思维中也是以‘她’的角度出现的。”（《沙漏街的卜语》）“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皮肤在尖叫，那声音返回到我们自己的体内，在我们的内部消失”。她在等待一个人，等待与他告别，再上路。所以城市在此时的意义不再显得重要，它只是构成人物生存最低需要的一个最简单的符号。人物在自造的完好精神世界中翩翩地飞翔，她们承受，她们思考。无论欢乐和痛苦，都是她们自己的。

　　正是由于这种对外部世界的双重心态，城市成为了一块暂居的土地。女人在城市中寻找安身之所，同时在这最体现现代文明的氛围中反思自身的位置与渴求。在国外时，她们会想念起北京那“人烟浩荡，尘土飞扬的街景”，会不安心呆在繁华的世界，而非回那“破败不堪的北京小胡同过清苦日子”不可。但即使如此，北京也不是能让她们灵魂安居的彼岸净土：“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是属于我的，我的家乡其实只是一打白纸，我用铅笔在这个‘家乡’上沉思行走。只有这，才是唯一能够属于我的归宿。”（《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我喜欢自己作为一个陌生人在小镇的街巷走过。人人觉得我是一个陌生人以及我觉得人人的脸孔都很陌生，这感觉永远令我惬意。”（《沙漏街的卜语》）“人们与街市的关系是那么亲密融洽，仿佛他走在哪条街上，哪条街在那一刻就是他的家。人们是那么容易适应，容易找到自己的立脚点和位置。我发现自己真的像个局外人，即使我走在林荫路上，也像是误入歧途，踏进了别人家的花园，惶悚不安。”（《凡墙都是门》）

　　由于不存在 “（精神）故乡”这样乌托邦式的现实对照物，所以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人及人际的影响在陈染的小说中便赤裸地突显出来。“那个使她的精神安谧的归宿，那个令她向往的素衣粗食的女人庵堂生活，只能存在于她的梦想里，她的肉体只能存活于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之中。”（《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陈染所表现的现代人精神和情感困境，与性别和都市生存条件紧密相关。她认识到父亲的粗暴，专制与绝对权势，正是母亲，奶奶和幼年的我，自动赋予他的，我们用软弱与服从恭手给予了他压制我们的力量，我们越是对他容忍，顺服，他对我们就越是粗暴专横。借禾之口，她表达了对“家庭温情”的隐蔽误解下透彻的深刻：“有时候，一个家就像一场空洞的骗局，只有墙壁窗户和屋里的陈设是真实的，牢靠的。人是最缺乏真实性的东西，男人与女人浇铸出来的花朵就像一朵塑料花，外表看着和真的一样，而且永远也不凋谢，其实呢，毕竟是假的。”
陈染笔下女性“私人空间”在城市（或者具体到北京）这个“公共空间”中的位置，正如《无处告别》中的描写：黛二望着人流，那人流很像冷漠的风，从远古一直流淌至今，从太平洋东边的纽约城穿越大洋流淌至北京。它带着往昔人们的喜悦哀伤，带着悠悠岁月，从黛二小姐身边漠然滑过，然后又带着黛二小姐的一切流向远方和未来。它与她毫无关联，它无法抚慰她的心灵，无论在哪儿，它感到自己像一株被遗弃在人流之河的堤岸旁的孤树。看着千百年的岁月流淌着的古老的面孔冥思苦索，她看到每个面孔都是一个城堡，她被夹在无数城堡之间倦怠不堪，忧伤自怜，像个真正的傻瓜。她再一次感到某种真诚的东西正与她无可奈何地慢慢远离------而她只想挣钱从而获得生活的独立；只是想向别人证明她并不是无法适应这个世界而处处都逃跑；证明她也具有一个被社会认同的女子的社会价值；她知道只要她活着，就得面对这一切，无处可逃，也无处告别。她没有哀伤，也没有悲叹，她知道自己永远处在与世告别的恍惚之中。然而却永远无处告别；她知道自己在与世界告别的时候，世界其实才真正诞生。

　　陈染在2004年推出了一系列“旧作新出”的书来，大都是和比较有特色的画家的画作相互融合着，构成一本图文叙事的新文本。如果看到近年来作家和画家的广泛合作的现实，那么陈染也只不过是其中迎合潮流的一个，但是事实绝非如此简单，从与陈染合作的画家看，风格和文本的编排都有很强的表现性，这其中蕴涵着一种新文体的叙事功能的开发，陈染在小说和画风讲述中间，找到了一种更富启发性和联想力的媒介，就像一次行为艺术的实践，它更为开阔的能指空间，有待于专门的研究。

　　同样作为迁居北京的女作家，徐坤对城市的书写，融合了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追问及生存状态的反思。九十年代初走上工作岗位的她，对八十年代的光荣与梦想无处放置的、整个知识群体共同所体验到的惶惑和悲哀，对知识分子如何摆正转型期里位置的问题，把握得格外细腻。虽然早期因为惧怕被当成“女作家”、“小女人”被品头论足，便故意在《白话》和《呓语》中反串男性角色出场，在其他的作品中也刻意将自己女性性别隐匿，但于性别的关注从来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后来随着认识的深入，明确了“女性主义研究，只是提供了一个视角，没必要刻意去否定她，也没有必要惧怕，就像我们无法否定自己的性别，没有必要惧怕如期来临的月经。”无论是从自身处境出发还是在小说中自觉的塑造，她格外关注女专家女学者的生存状态：一方面她们强调“示范效应”和“观念引导”，另一方面却又为她们自己的现实处境抱以由衷的感慨。这些知识妇女，实在是“上下都很艰难”！徐坤接受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从自己的“身体事实”出发，文化解读中加入了一种女性生理感受和心理复杂性的阐释。她的书写视阈非常宽阔，拒绝理论化的僵硬虚构，而是直面女性生活中的尴尬与无奈，叩问问题产生所可能归结的多种原因。在她的小说中，身份——无论是文化身份，地域身份，还是性别身份，都始终纠缠着被放置在探究的中心上。

　　徐坤的小说中对北京的描写集中在对“北京话”所传达出的文化内涵的呈现与讽刺上。在《白话》中，王京东和苏凡（即“我”）有如下一段对话：

　　“人家接纳你没有？”

　　“当然。我一通白话，特诚恳，特谦虚，老主任听明白了，被我深深打动了，说俺们觉得你是北京派来的，又是比大学生还有学问的人，俺可得好好伺候着，将来回去替俺们这哈儿说点好话，让上边多拨点教育经费。”

　　“你看你看，以前你一定装模作样打官腔吓唬人家来着。”

　　“屁官话。我说的一口地道的北京普通话，他们认为北京话就是官话。其实真正当官的没一个人说北京话。”

　　在这里，一方面北京话成了一种权威身份的象征，能说北京话便意味着具有某种可利用特权来获取利益的能力。话语赋予讲话人权力，而这种权力又可以交换为非常具体的利益。这就是“北京话”在非北京地区的附属意义。另一方面，说不说北京话，成了自然之人烙上不同等级社会身份的指标。但事实上，这种“赋权”有时是非常虚幻的。往往最终变成对空抬高了身价却办不成实事的嘲讽。

　　在《橡树旅馆》中，徐坤写出了“生活在北京的人”（这种界定一方面指出了北京人的专有特点，另一方面没有排除北京环境对外来入京者可能发生的同化作用）两面化的气质：“北京这座城市真古怪啊！伊玫有时迷蒙地想。这座城市，表面上看起来多么热闹而繁华，而实际上却又是多么冷漠和空泛！生活在北京的人外表上看起来宽容而幽默，实际上，在内心里彼此的距离把守地非常严格。他们的脸上都挂着一副和善、热情、不设防的笑容，骨子里却是万分的防范，戒备和铁石心肠。大家出门就在公共场合里展开争名夺利的激烈巷战，回头作鸟兽散之后就将自家大铁门牢牢关紧，没有得到密谋的邀请，谁也休想拜访得进。伊玫觉得她非常不适应。”而促成她与水木原情人关系的，竟然是他那“一口悠扬动听的北京当地土话。颅腔共鸣的嗡嗡嗡的卷舌儿化音，一副英俊潇洒得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可后来当她疲惫了，只希望得到他一个拥抱、充满爱意的抚摸都不可得。做爱中“假如这时候他能注意一点她，注意到她回应得不是那么热烈，他能够忍让一下，停下来，等等她，用他的爱意和体贴唤回她，唤回她的走神儿，她是会满心欢喜的逢迎上来”，可他“虽然在做着她，实际上却把她抛在了一边。”这种虚伪和自私，掩藏在漂亮的北京话背后，实施着作为一种构成北京人处世原则的特殊要素的作用力。

　　《先锋》中老农对撒旦本十分傲慢和不敬，一听撒旦是“县里从北京请来的干部”，一脸的傲倨没有了，很谦恭地巴结道：“啊，是打北京来的？怪我这草民有眼不识泰山。”说着，又搓了搓双手，眼睛费劲巴力地笑成一条缝，愈发讨好地问：“那什么，干部同志，能给说说把今年的白条子快点换成现钱不？”这种乡下人对官僚的曲意逢迎和实用主义的揶揄，透露出城乡地域政治和经济意义上的差距，以及生活在城市和乡村环境中人的精神尊严和利益权衡。

　　透过对北京话的敏感，可以窥见徐坤这位从沈阳来北京定居的女作家，对北京这个城市文化及人的气质有几分不适和不屑。而作为第二张身份证的语言，对唤起本土身份认同，的确至关重要。在《回家过年》中，徐坤写到：“对于漂泊在外的人来讲，过年就是回家。回家才叫过年。”“终于坐在暗夜行驶着的车厢里，乡音绕耳，叽哩哇啦的东北话，一下子就把家乡拉到眼前，北京迅速往车身后面倒伏，渐渐遥远模糊成一幅夜的背影。”

　　除了语言，徐坤还通过足球和网络，找到了与北京对话及和谐共处的有效的空间。在这两个空间中，实际上依然凝缩了地域和性别两种视角的冲突。

　　在徐坤散文集《性情男女》中，描摹了与足球相关的三种情境。首先就是球迷自身身份的归属问题：“凡是出生在北京的，没有谁不是国安的球迷；而从外地来的，哪怕是在京居住了10年以上的球迷，仍难成为北京国安的球迷，他们几乎是从哪个外省来的，就是哪个外省当地球队的球迷。我们都只听说球员转会，却从没听说球迷有转会的。哪个队离自己的出生地，离自己的血缘发生地最近，他就是哪个队的拥趸，血总是要浓于水。”

　　其次就是从足球而生发出的一种外地人对北京难以融入的现实感叹：“地域这种东西，你不承认它的存在不行。一个人的身份和血缘，几乎就是与生俱来无法更改。几乎差不多每一个外地人，都有在北京挨CEI受气的经验，都会因为初来乍到，普通话说得不好，夹带着浓重的外省口音，不会像北京当地土著居民那样，把舌尖儿过分打卷上翘，发出一些京油子式的儿化音，因而就要饱受当地人，尤其是服务行业的，比方说公共汽车上卖票的，商店卖菜的，煤厂卖煤球的，粮店卖油炸果子的……等等国营职工的气。当他们拿眼SHAN你，或用嘴角的向下牵拉动作表示鄙夷时，一派皇天后土的地域性优势。”

　　再次，是“外省人就在北京土著居民的玻璃花或卫生球眼的鄙夷中艰苦的熬煎打磨着。当有一天舌头也会自如地打弯，翘翘的说一口北京话了”。这时，人群开始分化，“一部分人学会了宽容，用自身生存不易的经验，善良平和的对待新来的外地人，并给他们以力所能及的帮助；另一部分人则狭隘了，仿佛刚熬成婆婆的媳妇，忙不迭用这刚弯了不久的大舌头，去鄙夷嘲笑新迁移来的外省人……那卷舌音的纯熟老道程度，已经散发出了一股胡同味儿。”

　　最终徐坤总结了一番话：“血缘，地域，民族，国家……这些扛在一个人肩上，溶在一个人血里边的东西，是无论如何都难得改变的。语言可能会一时改变我们的肢体，但是，血缘，却永远也不肯背叛我们的真心。”这是一种借足球对地域或血缘差异的反思，对共处及融合条件的剖析。虽是在“球迷”这个向度上讨论问题，但显然倾注了徐坤许多个人经验及理性思考的精神。她感叹于从“外”而来所受到的重重挤兑，也自豪于在“外”就养成的脾性依然不改的坚持。从她的言谈可知，作为一个外来者，她渴望和谐的共生，不是“脱胎换骨”，而是保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习惯和气质。

　　足球中也渗透了徐坤对性别问题的关注。“那是纯粹的，解放了的，自由奔放的身体”；“在阐释它的时候，还可以换一个女性的比较形象的说法：一场90分钟的活儿，既不阳痿又不早泄，全靠着一群棒小伙儿的搭帮结伙配合，共同朝向怒然勃起，奋勇狂射的辉煌战栗的那一刻，该是多么自豪，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什么样的做爱也坚挺不了90分钟，再宏大的交响曲也不能坚持每一个乐章都亢奋蓬勃。”所以，“不妨瞪大了眼睛，去球场上追逐他们吧！追逐他，就像追逐一朵花”；“我常挂嘴边的一句话：中国足球（男足）职业化以来的最大功绩，不是臭脚们一夜变香，而是培养起一大群女球迷，让女公民们学会花自己的钱，给自己在广场上找到合理合法的狂欢泄愤方式。”在徐坤的代表作《狗日的足球》中，性别的视角更为突出：“足球原来是他们男人的世界语啊！哪个男人要是缺乏了这门语言，闭上眼睛不能够瞎侃它仨小时，那他就会被摒弃在男性群体之外，简直就不配当个男人了，活活要遭人轻贱耻笑死。”邵丽说：“光兴他们看咱们，又是高跟鞋猫步又是比基尼脱衣舞的，咱们就不可以反过来欣赏享受一把他们？”柳莺糊涂了，一时想不明白，也更加判断不清她和邵丽这类女人看足球究竟是纯审美的，还是男神崇拜型的，是女人“寻找”男人的努力呢，还是试图“加入”男性群体的努力。而她最初喜欢上马拉多纳竟是因为怜悯。女性对弱小的怜悯。而最终，她感到的是“自己的反抗力量正一点点被耗尽，被广大的，虚无的男权铁壁消耗怠尽。”这些文字背后，有女性对男权排“外”压力的抗拒；有男性对被排除出“男性同盟”的恐惧；有对性别身份界定规则的质疑；有对现有不平等的性别分级的反诘。在这里，作为女球迷看女人进入足球（男足）的方式，和作为异乡者进入中心城市北京的境遇，有着极为相似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渴望着平等进入，一方面又呼唤着独特性的保持，希望按自己的方式和意图看待事物。所以在徐坤笔下，足球是政治的，商业的，地域的，也是性别的。而徐坤正借由球迷的身份，在这座城市中找到了克服陌生感和伤害情绪的身份归属。况且也正如徐坤所说，北京太大了，大的好处在于宽容，能够容纳很多种类型的人，很多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圈子。

　　令徐坤舒适于北京生活的另一个有效途径就是亲近网络。这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网络自身的特点，这里没人在乎你北京普通话的发音里有没有儿化，带不带卷舌；这里没人介意你的性别你的真实身份；你独创的符号可能成为最“酷”的流行；你随美眉、小妖发嗲或是大暴粗口WC（我操），TMD（他妈的）的一顿乱骂也没人管你。在这，你有随心所欲的自由：换装，换性，海阔天空般尝试一切你在现实中不能或不被允许的想法。在网络的世界中，地域和性别的差异和不平等在游戏般的轻松中得到了意外的消解，在它面前，你是绝对自主的人，而它对你的态度，也是“永远耐心、和蔼、亲切”。它一方面为你单独营造了“一间自己的屋”，一方面也提供了大家共同参与的的“大会场”。在网络中，实现了世界的大同！

　　徐坤自从离开社科院、调入北京作协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之后，创作中呈现了一些新的状态和表象。受到北京出版商业化的制约，她的创作姿态更多的开始考虑到市场和读者阅读期待等诸多现实的问题。从《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到最近新推出的《爱你两周半》，已经明显地呈现出和徐坤以往自在创作态度的差别。那种率性的玩世不恭中调侃和思考的姿态，逐渐被一种适应性强的、百变性的文风所遮盖。这种创作心态的转型实际上是对所有在中国发展中的大城市居住作家的普遍反映，在商业化和为“文学而文学”的创作理念的撞击中，女作家在文本中的具体实践有怎样趋同的态势？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异？造成这种局面的深层社会文化结构是怎样与作家个体创作结合起来的？都是进一步期待研究和归纳的问题。

　　无论是土生土长在北京的张洁，陈染，还是从东北和广西“漂来”的徐坤、林白，作为女作家，她们对北京有着相同的感受，也许是外在自然环境上的，譬如黯灰的天空；也许是在人文景观上的，譬如小胡同和大杂院；也许就在那拐着弯儿打着卷儿的北京普通话里，她们一方面领受了北京的现代气息和繁荣色彩，一方面又压抑于那异常集中的政治礼俗、商业竞争的压力；作为文化中心的北京，一方面是高度“庄重”的，它承继着历史和中国特色精神的重负——正如张洁所展示的女性家族史；一方面它又是多元并行的，可以“谐谑”，像徐坤那样在轻松中思考着凡俗，为球狂，为网痴，悠哉地做个快乐的“女农民”；也可以“沉静”，像陈染那样安守一静室，退回到自我哲学和心理分析的命名乐趣中；也可以“优美”，像林白，鼓起欲望的风帆，一个港口一个港口地前行，眼光深邃，永远直视着远方。面对相同的生存环境，她们或控诉，或逃离，或呻吟，或变通。她们从未离开过身体的感触，也从未放弃过智慧的洞悉。城市与女人（个体或群体），在她们的讲述中，呈现出异常斑斓的色彩，那是她们对自我存在的总结，也是对自我之外世界于人影响的回应。她们用语言，伴着勇气和智慧，书写了一部历史，一部女人与城市的历史，一部自己体验和想象中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