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如果有一个形象，总会让人联想到女性和她们圣洁无暇的身体。在传统文化中，“美丽”是与“美德”紧密联系着的。从柏拉图开始，女性美往往会被升华为一种道德和心灵力量的表征。西方有踏水而生的维纳斯，东方有飘渺灵动的洛神；西方有端雅的圣母，东方有慈婉的观音。在这样一个从“个别、具体的女性”到“象征和本体化的女性”形象化约的过程中，女性的身体不可避免地承载了文化与艺术独特的寄寓。“她是一种被用罄了的东西，她必须唤出声来------她是充满‘诗意’的，起码和诗一样是纯粹被说出的东西。她是单纯的，可以被任何人想象和拥有”。如此一来女性便可以是灵感之源，也可以是创造者头脑中有真实性的情感期待接收者。当“对女性的爱是以情感的外衣包藏着性爱。性欲是爱情的生理基础，爱情是性欲的理智升华”时，女性及女体在艺术的光照中，就自然而然地将情和欲声辩成“人生的表情和灵魂”，而艺术相应“成为人类抒情经验上的性器”。

　　当日常生活成为对艺术的模仿和再生追求时，艺术纯粹审美原则会被政治的、性别的、商业的等诸多因素冲淡。作为个体存在的女性，她们的状况该如何描述与界定呢？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提出：身体是一种有力的象征形式，文化中的主要规则、等级制度甚至形而上学的约定(metaphysical commitments)都记录在这个表面(surface)，因而通过身体这一具体的语言得到强化。

　　女性主义者在分析美貌的现象时，把问题的核心摆在女性气质的社会再生产，以及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上，着重关注的是美貌实践如何控制和规训女人。对美貌分析的观点主要有两种：“美貌是一种压迫”（被迫顺从女性美的标准；美貌的压迫模型复制权力自上而下的控制关系）和“美貌是一种文化论述”（比如金发美女梳个黑人传统的辫子头，就凭添了几分“异国风情”，从而模糊了种族地域的评价冲突）。

　　社会性别本身就是一种被赋予的东西(something of a put-on)，很多文化直接用身体表现社会性别。在中国传统社会，母亲把女儿的脚裹成三寸金莲以提高她们的性吸力；犹太父亲切除男婴包皮以显示他们和上帝的关系；非洲社会的妇女对青春期以前的女孩进行阴蒂切除，并把她们的内阴唇刮去，使外阴唇长拢，以保护她们的贞洁并确保她们得到婚姻的资格；西方社会，妇女用硅填充术丰乳，并做外科整容术来获得文化所宣扬的理想的女性美。

　　正是社会性别地位和衣着，态度、空间隔离等这些外在表现，使得社会性别弯曲或社会性别跨越成为可能，甚至可以说成为一种必要。根据后现代主义对时尚的分析，现在是商品生产身体的时代，盖尔?福尔绶(Gail Faurshou)在其论文《时尚与后现代的文化逻辑》（fashion and the cultural logic of postmodernity）中说：“在后期资本主义把身体当作它自己的生产/消费机器来进行殖民与利用，这是当代社会化的基本主题。” 标准化的女性气质正在被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女性的身体——不是身体生小孩子的责任和义务、甚至能力，而是它的性特征，即人们认为它该有的异性恋性特征和它的外在形态。

　　且来看这样一则广告的宣传文案：

　　那完美的令人眩晕的男人望着我的眼睛。瞬间，乱了、醉了。他俯下身的一刻，我仅存一丝清醒。

　　那样柔软的呼吸滑过额头，吻，轻落在睫毛上。

　　顷刻间的错乱，还是长久的温情，我真的会去追究吗？时空交错，若能再次相遇，我眉眼间还有那美若翩翩蝶舞的睫毛吧！

　　即使一切都在梦里，只要他说：“我吻过那只‘蝴蝶！’”

　　对睫毛有着那般浸入骨髓的情感的女人们，怎会错过亲身体验从毛毛虫到花蝴蝶的蜕变呢！

　　谁说美丽的女人像初秋的一丝寒意，有着漂亮睫毛的女人就有着非同寻常的韵味，真的很女人！

　　爱，吻过我的睫毛

　　美毓睫毛速生膏第五期的免费试用活动在试用者的频频称赞中落下了帷幕。活动评选出的“美睫之星”不仅在原有睫毛的基础上长长4毫米，而且变得浓密、黑亮有弹性。

　　“美睫之星”刘畅谈个人感受：“真没想到我的效果出奇地好，刚试用4天左边睫毛就噌噌地长，15天下来睫毛不仅长长了4毫米，而且变得更浓密、更黑亮，比以前刷了睫毛膏还好看。我现在不仅是眼睛美，心情更美！”

　　在5次免费试用活动中，267名女性亲身感受了美毓的神奇效果，在消费者的欢欣和盛赞中，美毓将会把免费试用进行到底！

　　广告的本意是推销一种睫毛膏，但如何才能与其他品牌同类产品区别开来，并紧紧攫住消费者的钱包呢？它的策略是提供一种虚幻浪漫风情的想象，将一种被观看、待品评的状态美化为值得炫耀的资本（那完美的令人眩晕的男人望着我的眼睛）；对这种观看者/审视者的目光女人感到陶醉（瞬间，乱了、醉了。他俯下身的一刻，我仅存一丝清醒）；男人为她身体的一个器官（睫毛）而吻她，她清醒地知道是“女人非同寻常的韵味”发挥了作用，从而庆幸自己“从毛毛虫到花蝴蝶的蜕变”体验。女人通过改造自己而迎合了观看者的好恶，不介意爱的发生是由于身体魅力的吸引而非情感交流的升华（顷刻间的错乱，还是长久的温情，我真的会去追究吗？）；通过第五期免费试用的活动，一种带有性别差异和等级倾向的观念在所谓的“受惠者”的现身说法中得以推广（“美睫之星”刘畅谈个人感受）；意识规训和消费教导的意图掩藏在服务于“女众”的脉脉温情与温暖背后。广告最终达到的目的是使商家与消费者双重满意，一个得到实利，一个得到最起码的心理满足（提升女性魅力：“真的很女人”，为随时而至的“艳遇”做好准备：即使一切都在梦里，只要他说：“我吻过那只‘蝴蝶！’”）。在这里，“美”的概念是“身体”的概念，是“性感”的概念，是一种“社会性别身份”认同的概念。广告在呼唤大众响应的同时，把“身体”变成了一件需要社会整体和社会中的所有个人都接受监督的半成品。

　　这是一个从表象提出概念，到印证并重新建构意识形态和分析范畴的过程。理论分析上将“女人对外貌的执误”，概括为一种结构化的社会实践，分别称为“外貌的政治”（Chapkis,1986）、“身体保养的技术”(Bordo,1989)、“美貌的体制”(MacCannell and MacCannell,1987)、“身体的美观尺度”(Young,1990)、“流行暨美貌情结”(Bartky,1990)或“美貌的反扑”(Wolf,1991)；而实际生活中每个卷入这个体制中的女人，往往被迫面对一种追求肉体完美的绝望竞赛。对外表的修饰成了协调并强化生理差异的方式，而个人原原本本的自我和身体，变得需要审视和无法接受。长睫毛就是美丽仿效的标准，就有艳遇的可能，就使人“拥有韵味”，“不仅眼睛美，心情也美”。女性间的“差异”其实不是差异，而只不过是将某种女性的原型本质具体化，或者程度不同地体现某种层面上的女性特征。经过修饰的身体就或多或少地铭刻了象征她们自己时代中的女性气质建构（an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feucininity）色彩，而这种建构总是一元化（homogenizing）、规范化(normalizing)的，消除种族、阶级和其他差异，并坚持认为所有妇女都渴望实现强制的(coercive)、标准化（stand ardized）的理想，“美若翩翩蝶舞”，原有的身体则是“毛毛虫”！

　　个人生来是有生理性别分化的，但并没有社会性别分化，他们必须学习（习得）成为男子气的或女人味的。所以说社会性别意味着相同。正如波伏娃（simone de Beau voir）所说：“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逐步变成一个女人的”；“没有生理的、心理的或经济的命运能够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中的形象；是整个文明造就了这一产物，处于男性和阉人之间，它被描绘为女性。”身体在这样一套化约机制中，充当了所谓“美丽”的道具和实验物。

　　需要重视的是，社会性别既是社会约定分配的（aserised），也是自己内化、学习达到的（achieved），人们遵循是因为道德的力量和现实的社会压力迫使他们这样做。因为对身体的改变被当成是“文化和谐的雕塑”；是对抗消费主导的自我主体的选择；是一个恣意抹去个人过去不愉快、“不正常”历史的好用工具。在媒体的宣传之下，身体改造不但变成了一种平民化的选择，甚至还是高尚的体现——给世界造一道靓丽的风景。要清醒，还要有勇气和自信面对，是多么的艰难！什么真正是属于“我的”？在大众文化冲突于商业文明中，已经成为了最为棘手的问题。

此文发表于《中国女性主义》（200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