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教育发展与传媒的关系”
——我中心研究人员张京在第八期青年性学论坛上的发言

　　2006年9月23日，我中心研究人员张京出席了由北京东方生命文化研究所、中国教育学会艾滋病与性教育电影课课题组、北京尚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发起的中国青年性学论坛（The Chinese Youth scholar Forum of Human sexuality），参与“中美性教育暨性文化对比”为主题的讨论。

　　针对中国性教育发展与传媒的关系，张京认为：

第一， “性”自产生就不是只为生殖而存在的，从我们挖掘出来的古希腊最古老的历史遗物来看，一段黄色的羊肠，那就是最早的安全套，这个古物的存在证明了“性愉悦”也是“性存在”的重要功能之一。再有，中国古代的性教育是源远流长甚至是相当发达的，以对女性实行的性教育为例，我们知道东汉班超做《女诫》，要求女人做到“三从四德”，所谓的“四德”就是“德、言、容、功”。这是女性作为一个性别存在的修身教育读本。同时，女性接受性的教育还有更深入的一个层面，就是学习《素女经》。据学者考据，古时女子所学的闺房秘事不仅包括如何取悦男子，还包括如何生男等技巧。非常系统且自成体系。为何我们现在接续不上？因为发展到现代社会——到民国和新中国，我们倡导了新的社会话语体系，它统合了包含性的教育在内的私人话语范畴，所以我们发现，古代女性性教育的传承是人际传播层面的，是女性长者或密友口耳相传的，是不被写入正史的，同时，对女性进行性的教育也是人际传播所发挥的一个很重要的效用。

第二，但是我们回到现代中国的话语背景，便发现大众传播占据了更主导的地位，通过出版物、电影、电视、网络，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各种教育时，很多规范被从私人领域的潜规则中提炼出来、简化为公众领域下的普泛规则。于是人际传播所能发挥的隐蔽性优点、深入性优点以及个人化优点等，在大众传播这儿出现了断裂，特别是性的教育出现了很多误区。最突出的表现是社会对“性”的观念依然没有进化到“现代”，却生长出一个需要“现代化的性教育”。举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得到台湾著名性学研究者和行动者何春蕤教授的授权，出版她的性/别学研究著作，我们计划推出她的《性别教室》简体字版，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先做了她的另外一本书《性心情》。这本书也是一个访谈性质的学术性报告，是女人谈性，谈对性关系的体悟。这本书做出来之后我亲自去西单图书大厦观察了一天，发现凡是走到性别类书籍专柜前的读者都好像有点不自然，更多的大众还是把性当成房中之事，并没有把它当作知识，更没有把它当作可以公开交流的公众信息。

第三，这就是关键所在：性在中国的文化序列中是否已经祛除了“谈性色变”的禁忌？如果一个公开而健康的性的交流生态还没有形成，一个谈性的空间还没有被打开的话，性教育如何开展将是个特别大的伪命题。因为谁有权利来谈性？如何谈性？怎么谈性？性如何作为被教育的内容和被推广的观念？等等一系列的难题都将随之而来。

第四，将性教育的推广经验集中在学校教育和校园内教育的范畴，这个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同时我们更需要考虑到中国性教育的环境以及配套的体制的特殊性。要在中国真正解决性教育问题，将不仅仅是方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社会文化和性别制度中根深蒂固的很多问题。它将是知识之教育、观念之教育、信息之教育、权力之教育、文化之教育、传播之教育，更是全民之教育！

　　 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介与女性”教席单位，将把性教育内容纳入传播研究与性别教育领域，积极推进中国性教育与传媒的互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