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裙政治·影像与人
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　　张　京

　　人们对男人戴围裙的印象并不陌生，但是场景从自家的小厅堂换成电视台演播室之后，一些奇妙的心理变化和文化意味就会制造和传递出来。毫无疑问，人们可以清晰地判别这些戴上围裙的男人——他们的身份不是老百姓熟悉的屋里人、顶梁柱或传说中的“海派男人”，而是对着摄影机在做秀的演职人员，他们不是纯粹为了做顿好饭而围上围裙，而是为了一些比“吃”更复杂、更隐蔽的原因。

　　即便如此，对于女性主义政治来说，这些大众传媒中的围裙男人，具有非凡的革命意义。因为他们不是电视剧中的虚构人物和故事情节，而是在倡导一种生活态度，甚至肩负着行为榜样的使命。

　　好比说刘仪伟掌勺的技术也许只是一般偏上，但电视观众心目中他已经被定格为一个厨房高手；而且，在观众心中对他与其他男主持人的期待是不一样的：无论是妆扮还是说话的分寸尺度，包括表情的要求都宽容和单纯得多。严肃、智慧、高尚、无所不能这些通常被预设在男主持人身上的“角色行头”，在传媒世界的围裙男人身上统统软掉失去法力。

　　所以，当刘仪伟“转行”不做《天天饮食》而聊起《东方夜谭》之后，铺天盖地的报道标题中“下得厨房出得厅堂 当今新新好男人”，算是最具概括力地点出了传媒打造围裙男人背后所期待传达的影像与文化意图。比起性别研究的专家学者成天忧心忡忡地呼吁“男人要抛弃大男子主义”、“女人要从厨房中解压”，传媒再一次制造了性别平等与两性和谐建构的神话。

　　刘仪伟之外，《天天饮食》又将相声演员汪洋、歌手林依轮、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的孙子候军等人纷纷请来主持加掌勺，真是将 “男人下厨房”的倡导当成了品牌竞争力。其实，这场“围裙革命”革掉的不仅是传媒中男主持人传统形象标准规范的命，也革掉了传媒内外男人气质与男人形象以往的那些刻板印象和僵化塑造的命。

　　“围裙政治”是一个契机和起点，它在娱乐之间悄然掀起了一场“托体改制”：就在这个集传统文化遗产、WTO接轨需求、两岸三地文化交融等特殊背景与发展环境下的中华大地上，对男女两性的文化建设与体制调整起到了不可小觑的“移、易”作用。

　　最近在北京几所大学的民意调查中，台湾演艺界公开自己同志身份且爱搞怪装扮的蔡康永，成了男主持人中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偶像。他既打“读书人”的主持牌，也打“限制级娱乐”的主持牌。而他的气质风格和做秀装扮，被大陆综艺节目男主持人纷纷效仿，由此波及了传媒各领域中男艺人和男主持人形象的一系列“转型”。比如以往女主持人关注的配饰、化妆，也成了男主持人关切的部分：首要的不是比名牌，而是比上镜效果；不是仅仅比帅，还要比美、比个性。当然，这波风潮无疑也影响了社会上其他行业的男性着装与追逐时尚的风向。

　　如今，《流星花园》的四个花样男人的偶像魅力依旧，《加油！好男儿》评选出的本土新生代面孔又传达出男儿们剽悍与柔媚兼重的趋向。以往男人被冠以“奶油小生”和“娘娘腔”多少还有点轻蔑的意味，现在这些称谓却向着强势认同在逐步发展。特别是传媒中美貌的男人和搞点小怪的男人，给普通市民带来了更多的笑声，因此，无法统计的拥护者形成了社会认同的另一支主流，使不同于以往“正统”规范的男人们也越来越有发展市场。

　　女人变性为男人已经不需要遮掩和承受歧视与压力，河莉秀、利菁等在娱乐圈的大红大紫就是证明。谁要歧视反倒会被嘲笑为老土、落伍。马六明、许恒等行为艺术家更是将男扮女装发展成一派艺术表现潮流。最近，台湾将推出一部剧集《台北红楼梦》，由五个美女易装为不同个性与出身背景的男人，演出男人世界多样多元的情感自白。

　　从围裙到易装，从易装到变性，两性世界的路在传媒中越走越宽。表面上看是丰富了生活娱乐了大众，从更深的层面讲，崭新的、先进的文化和更少压迫更多自由的存在空间，正在由此而延伸。

　　传媒鼻祖麦克卢汉曾说：媒介是人的延伸，当代传媒在此基础上不仅打开了更广的视野，也从改善人类自身的生活质量和存在意义出发而开动着脑筋。

　　此文以《路在传媒中越走越宽》为题发表于《中国妇女报》2007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