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化象征资源与媒介传播策略
张敬婕
（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

    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默多克在讨论如何看待文化的话题时说可以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文化的工业化商业化的历史——沿着这条线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世纪以来，文化成为怎样的一种商业，文化产品怎样成为一种可买卖的商品；另一条线索是象征和言说的，文化在这里成为一张由语言、形象、具体物品和风格交织而成的网，有自己独立于政治和经济的历史。”

   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研究是他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成果。他认为所有的神话在社会内部都有一种相似的社会文化功能，即神话是为对世界进行解释说明，从而解决其间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他说，“神话的思维总是由意识到对立面的存在到寻找解决这些对立面的方法而层层递进、逐步展开的……神话的目的就是要提供一个能够解决矛盾的逻辑模式。”（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1，女性文化象征：作为女性主义传播策略的资源与分析方式
    随着女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其作为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方式，已进入到文化操作的层面。它建基于以往从父权制、男权社会的权力结构模式所言说的性别关系不平等的理论成果，吸收了不同流派女性主义研究所提供的概念、思路和分析方法及话语资源。将批评与省察的目标明确转移到探讨“意义”、“性”和“政治策略”等方面，既体现了女性主义的前沿驱动力量，也表明了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和思维方式，女性主义在参与当下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格局中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意义”的产制与流播通常被置于日常生活的情境下被理解，而日常情境则是深植于社会和权力关系之中，后者框限了阅听人制造意义的能力。
     女性主义所分解的是一种言说权力构架的“唯一方式”，它并非否认存在着一种对日常生活起决定和主导作用的权力运作方式。也就是说，它解构的是“唯一确定性”，其姿态本身即具有重塑、重现意识形态构架的意味。不同流派的女性主义在建构新话语框架时，在思想体系上、目标上、价值上以及对其反对者的政治分析上，采用的策略和方法并不一致。在尽量避免产生新的僵化和带有等级差异的话语范式的通约下，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后现代女性主义等，纷纷以各自的学术话语背景提出了相应的关键词和关切领域，为女性主义思想作为主体思潮的发展提供了新视角和新视野。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各个流派的女性主义实务和理论成果，依然滋养着各学科各领域的研究者和观察者。尽管女性主义前沿发展的趋势谨慎地避免着强化各流派的差别，强调其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和普遍适用的价值观而对于理论和实践的作用，但“差异”的观念和对权力构架的清醒，是女性主义始终保持活力的源泉。
    女性主义批评对大众文化建构的干预，使得女性主义的研究工作跟作家、学者以及一般人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艺术表现和美感形式密切相关。“无论是色情、堕胎、男性暴力、技术或科学等领域中所包含的权力关系，都逐渐不再只被视为社会制度或实践而已，人们也开始从符号意义、认同形构以及深层信仰体系等角度来研究它们。”即使不是唯一的，性别也无可避免地成为文化构成的关键因素，并且是具有相当决定作用的因素。
    一般意义上谈论女性的附属地位是缺乏力度的。虽然女性的附属地位是普遍存在且历史悠久的，但不同文化背景的性别景观应该置放在世界历史的纵向和特定环境中的横向坐标中予以理解。任何文化的表征莫不存在复杂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没有自然而然和先天就形成的文化现象。女性主义对于文化特征的强调，是对本质主义的挑战；对于特征的溯源，则是对本质主义所主张的女性具有独特的气质和本质是由普遍的生物学的因素造成的反击。
    再者，谈论关于性别的任何问题之前必须深入透彻地研究女性，这使女性主义研究者和一般的学者必须在深度上探究女性和女性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并且探索在不同的社会中，女性生活在本质上的相同之处，总结出带有普遍性的女性文化构成的特点。
    因此，在社会文化中有关女性的记录普遍缺乏的情况下，女性象征传统成为了有待梳理的宝贵资源。无论这些女性象征传统是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背景下产生，无疑都构成了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各种文化范型的产生与发展，都发挥了基础和影响源的作用。通过对女性文化象征资源的分析，亦可梳理出女性主义传播策略的一般特点。

2，西方女性文化象征资源中的三种范式与传播表现

1. 阿弗洛狄特——

故事原型：
    宙斯与女神偷情时的精液滴落在海洋中，孕生了爱与美的女神阿弗洛狄特（也称维纳斯），这是一个拥有极致美貌与情商的神界的女儿。从来不会有人追问她对家庭情感的索求；每当她出现的时刻，总是艳光四射，惊世骇俗。这样完美的女神是否会有和凡俗的人类共通的脆弱——对家庭、父母的依赖和眷恋？
表现：
   这类以渲染完美为终极审美旨归的女性角色，往往在媒介中集中营造出具有性感而神秘的观感。
   典型的案例之一是影星妮克·基德曼主演的香奈儿/Chanel No.5香水广告。No.5是Chanel的第一瓶香水，在1921年推出的Chanel No.5是第一瓶款合成花香调香水，灵感来自花束，融合了奢华与优雅，且表现出女性的勇敢与大胆，完全打破了当时香水的传统精神，简单而不花俏的设计也应和了Chanel No.5坦率而雅致的整体风格。
    在妮克·基德曼所出演的这则广告片中，她是一个世界瞩目的明星，围绕她的是无处不在的闪光灯，被窥视的生活环境压抑着她渴望逃走的神经，于是，她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并与一个长着一双蓝眼睛的平民男子在摩天大楼的顶层相会，他们跳着探戈，无间地亲吻对方。最后，明星还是要回归她所生活的圈子，在红地毯的中间，她回望那栋有着自由记忆的摩天楼，那个平民男子依然守侯在那里，他念着她的神秘、她的亲吻、和她的香水味儿……

女性主义批评：
   阿弗洛狄特的原型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充当了具有情色意味的象征背景。情色在每一个被隐喻的故事中不能只当作是性幻想的再现方式，或仅是以开放的方式描述裸体和性行为，它事实上复制并纵容着男性控制女性的特殊权力。当女性与情色的价值构成隐喻关系的时候，二者都服从于价值流通的规则与价值评判的限定，阿弗洛狄特作为极端完善的女性情色象征的符号，揭开了男性主体对女性的身份和形象自由控制和想象的全部内涵。
   随着女性主体精神的觉醒，阿弗洛狄特的原型在传媒领域的发展开始呈现出主动介入被观者想象世界的姿态，并借助于其一贯的迷人优势，将女性个体欲望有力地表达出来，这些欲望既包括物质资源上的平等分享，也包括精神世界中对自由、公正、自主等主体意识的吁求。虽然在呈现形式上依然程度不同地受制于传统男性中心的话语表现规范，但已然触动了传媒对性别议题表现的刻板壁垒。

1. 被皮格马利翁塑造的女人

故事原型：
   人们熟知，皮格马利翁把自己制造的雕像爱抚成人的故事，他们最后结为伴侣。这样的故事无疑肯定了欲望的主体价值和想象的万能实现。

表现：
   这一类传媒表现的性别主题，往往注重在女性被塑造之后所可得的回报，因而使女性将一种外在的“改造期待”内化为“自我需求”。
    典型的案例之一是妮维雅美白化妆品广告。一个亚洲黄种人女子和一个欧洲白种人女子在一台苹果电脑前看两个人的合影，白人女子用修改软件轻而易举地将黄种人的皮肤调成和她一样的白皙。再一个镜头转入，两个人走在街上，一样的充满自信。妮维雅美白化妆品的理念就这样传达出来：首先一白遮百丑，无论你有怎样的国族背景，只要白皙就会具备公众的吸引力；其次，用了该产品的人获得的除了美丽，还有他人的认同，于是自我的信心和愉悦也就大大提升。

女性主义批评：
    “被皮格马利翁塑造的女人”代表了男性观者塑造女性对象的强烈欲望指向，并且揭示了想象为性别压迫机制提供了永恒运行的能量。“男性观者”可以具化为男权观念、男性利益驱动机制以及以男性的审美趣味为主流的社会审美需求。而依靠想象的蒙太奇手法彻底改变的两极处境，则强化并复制了媒介产品与观念中已有的或潜在的性别不平等机制与文化。
    女性主义要求媒体呈现更真实的女性影像之前，必得先辨明所谓的“真实”是什么？在这样的故事中，“真实”实际上在不同的对话关系中不断被重构着：塑造者与被塑造者构成了唯一合适的封闭关系，它提供了一种带有心理暗示的假设前提：服从塑造并安静地等待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美好结果。但是改造的结果往往会因个体差异性而免于被质询，而常规性缺乏对操作机制本身进行质勘性检验的环节与意识。
    媒介产制过程不仅是一个反映的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协调、建构和再建构的过程。著名的涵化理论（cultivation）假设媒体，尤其是电视，所呈现的是与多数人所经验之社会真实不同的“假真实”（pseudo-reality）。人们长期数小时地看电视造成了“电视真实”取代了他们的社会经验，导致“电视世界观”的形成。面对这样的现实，与其弱化或视而不见，不如反思这种“假真实”发生的条件与发展的基础。这个过程也是女性主义所谓的“社会性别化”的过程，即通过某些既定的叙事方式和话语运作，达成特定的社会性别观念在公众生活方式中的烙刻。而归并为生活方式的所有领域，都遵循一套统一的性别话语理论。
    女性主义对于“被皮格马利翁塑造的女人”这类的社会表现的批判，也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认识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反对并控诉将女性以任何目的予以塑造为特点，例如反对任何商业性选美活动，认为类似的做法都是利用女性并强加给女性某种对于美和价值的观念。这个阶段的成果在传播领域的影响深刻而深远，但是也面临媚俗操作与尖锐批评并生并茂的尴尬处境。
    第二个阶段提出，对于“被塑造”的结果与诸如种族、阶级、性别、年龄等不同的分析指标相结合起来，认为各种特色的人群和个人都有享受被塑造成果以及所获得的特定影响的权利。例如推崇胖人选美对于边缘人群的肯定作用，爱滋女选美对于推动女性在爱滋病防治工作中的受益权利和重要性等。
    第三个阶段则认为，被塑造是一种行为过程，关键是要看发出塑造指令的主体，具备何种观念意识。男权观念可以影响特定的传播文化与呈现方式，女权观念同样可以。所以作为接受某一种观念意识的客体，在选择上具有理论上的自由，即可以选择任何一种塑造模式，以满足自我对发展的需求。

1. 潘多拉

故事原型：
    赫西奥德（Hesiod）讲述的根据拉蒂摩从希腊文译成英文的内容 ：潘多拉是按宙斯的意志所造来惩罚普罗米修斯的。宙斯对违反禁令的普罗米修斯说：“你偷走了火，自以为可以用诡计战胜我的智慧；但是这对你和你所眷顾的人类，将会是一场重大的灾难。作为窃取火的代价，我将送给人类一个邪恶的东西，让所有的男人把人类的邪恶作为心中的爱物，沉耽其中，永远不能解脱。”
被宙斯称为“邪恶的东西”，正是女人/潘多拉。在宙斯的授意下，赫费斯图（Hephaestus）用土加上水和成泥，制造了一个完美的女人，她有着永远年轻的脸孔，散发出女神一般美丽的光华，她那处女之身与浑然天成的气质，激发起人们难以名状的欲望。她在赫费斯图的装饰和制造中，逐渐变成了一个具有活力和悦耳声音的身体。其他的女神们纷纷给这个美丽的身体教授美的气质和能力，掌管技艺和智慧的女神雅典娜还教给她编织衣物，爱与美的女神阿弗洛狄特（Aphrodite）也别出心裁地在她的头上喷洒金黄色的“爱恋”之雾，给她种下最折磨人的性欲，并以这种不可断绝的欲望燃起男人们爱欲之火，从而消磨那些男人的意志和体力。启示之神赫尔墨斯（Hermes）给她取名叫“潘多拉”，意思是“很多的礼物”，但是却教给她如何背信弃义，并将谎言、谄媚和骗术作为她与人接触的本领。就这样，她接受了奥林匹亚诸神给她的很多“礼物”，也成为神送给男人们的特殊“礼物”。

表现：
    这类原型的典型案例是公众对“女强人”、“女明星”、“女性主义者”等特定人群的刻板妖魔化印象。
    当然各个类型的女性人群各有自己的“潘多拉特征”：女强人通常被认定是鲜有温柔和顺服的气质；女明星通常被认定是依靠情色赚取机遇的特殊工作者，女性主义者则往往与失婚、单亲、女同性恋等名词相联系。
    如果不从职业特性上区分，那么还有各种具有“潘多拉式女性气质”的类别，可以是“女博士”，也可以是“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或者“熟女”（30岁以上未婚经济独立的女性）。她们可能在个人能力方面，或者长相方面，或者心志的成熟度方面，堪称为“万人迷”。但是她们也无一不是令男性感到压力的对象，她们的优势往往被那些被认定的危险和威胁所抹杀。

女性主义批评：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潘多拉的存在是由于男性权力争斗与复仇的中介作用。她的全部意义与构成要素，无不是男性制造与促成的结果。首先，由男性神为潘多拉命名，这就决定了作为象征符号的“潘多拉”，服从于她的男性制造者所同时订立的生存规范；其次，潘多拉的身上兼有女职和女色的所有优势，而这些优势是经过那些男性神所挑选和核定的素质，在将这些素质种植到潘多拉身上的同时，这些素质已经被赋予了特殊的复仇与毁灭“功能”。潘多拉的身份是“礼物”和“武器”，对于男性而言，她既可以成为毁灭性的武器，也可以成为复仇者的最佳化身。无论怎样，潘多拉的存在，都是男性布局的棋盘中重要的一枚棋子。她纵然有无穷的破坏力，也需服从、服务于背后隐匿着的男性的游戏规则。
    另一个层面来看，以潘多拉为原型的女性，通常具有大众所公认的“致命吸引力”，由于这种吸引力会总是伴随着观看个体或关注个体在其他方面的失误或失神，所以这类女性往往被当成“代价”、“损失”等概念的象征，而受到程度不同的隔离与误解。这类女性的吸引力在菲勒斯性别文化的“调和”作用下反而呈现出与大众相拒斥的结果。由此亦可以证明，女性的性感或性别方面的吸引力，表面上看是由生理的性所提供的，本质上依旧是社会习俗和性别文化传统所规约的产物。女性和她们的性别气质乃至性别文化，体现了整个社会将被特定归类的异态方式作为社会常态存在的乖讹化，在某种程度上，不平等的性别文化试图掩盖的正是公众在心理和观念层面对美的主体及其存在方式的恐惧与失衡。

3，东方女性文化象征资源中的两种范式与传播表现

1. 飞蛾女神——

故事原型：
    后羿与飞蛾女神生活了三年，每晚两人都甜蜜相聚，而天亮时飞蛾女神会暂时消失。但是这种期待夜晚与白天不断轮回的习惯，让后羿感到了不自由，并且他认为自己不能心无旁骛地去干一番事业，也是因为对飞蛾女神的情欲牵挂所致。于是有一天，后羿以思念她为由让飞蛾女神将一根丝线一头绑在自己身上，一边缠在她的脚上，当日出时飞蛾女神向着阳光飞去之后，顺着缠绕在他们身上的那根丝线，后羿搭弓射箭，将阻碍自己追求自由的飞蛾女神钉死在了天际。

表现：
    这类原型在现实中突出呈现为成功男人与其背后女人的关系上。
    在影视为媒介的传播表现中，或者是一个男性官员因女色而落水，或者是男性执法者因“后院”受赂而被牵连；在广告媒介的传媒创意中，通常是男性以强者的姿态在外打拼，女性在家中温馨守侯。无论形式和表现的内容具有怎样的差异，共同都传达出一个荒谬的信息：女人是男人征服世界的拖累，女人的本质与障碍的性质等同。男人铲除女人、抛弃对之的情意和责任，成为了男人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

女性主义批评：
    飞蛾女神是中国古典文化中为爱奉献直至献身的象征原型之一，这种献身被视为中国女性隐忍、贤惠的美德。飞蛾女神为后羿提供了温暖的家庭生活，可口的饭菜并陪伴入寝，是后羿度过漫漫长夜的温柔寄托。但是当白天来临，后羿便感觉自己干一番事业的心思被这种温柔与温暖所消磨，飞蛾女神和她所营造的那些温情都被视为后羿向外部世界征服的阻碍。经历了这种白天与黑夜交替的挣扎之后，后羿选择了射杀飞蛾女神。
    后羿在中国的神话系统中是一个著名的射日英雄，他射下了天空中作恶的九个太阳，为人类开启了一个光明与和平的生存环境。他身上的勇猛和力量，也成为了中国男性典型的优质特征。在英雄的光环下，飞蛾女神的丧命被看作是服从大局的合理牺牲，而飞蛾女神将情感作为生命中最重要的心态，也被冠以感性误事的源头，甚至将飞蛾女神的这种感性，作为她死亡的必然原因。
她的牺牲成全了后羿这个英雄，所以虽然感性被认为是劣于理性的特征，但也是成就理性所具备的优越性的前提和基础。这个故事提供了“女性/男性=感性/理性”的刻板印象，飞蛾女神也成为不平等性别观念的其中一个牺牲者。
    飞蛾女神的困惑是许多女性共同面临的困惑——如何平衡自己在婚姻和自我价值方面的成长与被认同？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安守于家、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服务于丈夫的女人并不会得到传说中的幸福美满，她们会因各种理由而遭到遗弃，她们的辛苦努力并不会得到应有的承认与重视。因为问题所在不是女人应该奉献家庭还是奉献自我实现之间的矛盾，也不是女人应该取悦丈夫还是让丈夫取悦之间的矛盾，最为核心的问题在于，无论外在形式是怎样的，男女双方是否都在个人的不断成长中收获人生经验与智慧，是否在与另一半的共同生活中不断完善着自我的成长？
飞蛾女神的悲剧根本说来不是后羿的绝情导致的，也不是他们之间缺乏爱情导致的，而是因为飞蛾女神用自己的全部奉献等同于爱，用失去自己的方式等同于对爱的投入，她已经将自己扼杀在不明智的爱的观念中，是她自己先杀死了自我成长的欲望与决心。
     女性的成长与她所追求的幸福往往相生相伴，与异性交往的智慧也必然总是在自我成长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悲剧的避开并非只是拒绝交往像后羿一样的男人（况且这样的男人从来都不会没有，并且这样的男人迫于生存和社会文化压力会更加自觉地完善自我成长），也不是自怨自艾世界上好男人很难寻（世界上没有一种好男人，只有适合你的男人和不适合你的男人两种类型），所以智慧的女性要自明，同时寻找合适与自己一同成长的那个对象。

1. 神女——

故事原型：
    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它表现为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自荐枕席、洒脱离去。众多文人赋作中的“神女”形象，基本都具有以下特点：未婚处子；主动以身相许；欢爱一番后便默默地飘然而去，留给当事者的只有肌肤温存和似梦如幻的无限回味。
    这一文学传统在历代都有传承，逐渐地神女也开始走入人间。这些“绝代佳人”的标准，恰如其分地体现在史震林的好友吴震生《西青散记》序中所归纳的：“色期艳”、“才期慧”、“ 情期幽”、“德期贞”——“四德”的规范成为了中国女性理想的素质修为。此类神女在人间所得到的普遍期待与神奇传说，正体现出中国男人对家室女子全方位的理想诉求。

表现：
    此原型的表现以故事《莺莺传》（其后版本名为《西厢记》）最为著名。
    大家闺秀莺莺恪守着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德，却又钟情于张生。所以她严拒张生又自荐枕席，所以令张生不禁怀疑与之欢爱是自己的春梦。
    在二维媒体中，神女的原型则更多地表现为偶遇的情与性的对象，以及能够把婚姻、爱情、性三者分开的对象。因为现代女性的自主精神和中国性别文化的发展历程，决定了传统中“三从四德”的女性规范被作为封建糟粕而予以抛弃，但是同时，在市民生活中这些文化传统又与日常生活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发挥着绵绵不断的影响力。所以在既有的主流社会视为唯一合法的婚姻制度和情感交往模式之外，一夜情、一夜性、网络性爱出现了，它们作为满足人性欲望的补充形式，以一定规模逐渐发展着。这些现象并不单纯由这种对神女理想的追求和向往所造成，但也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女性主义批评：
    “神女”向往可以说从一个层面上体现出女性经验的历史性缺失，也体现出女性需求被中国传统哲学理论架空的现实。孟子曰：“充实之谓美，美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以悟道为最高境界的传统中国哲学对无止境的求知缺乏兴趣，因为道是“惟恍惟惚”的，无法穷尽其细节，是只可意会而难以形求的。这样的哲学观念误导了对女性生活方式和个人观念的公众规范——女性如果太多表达或者太多索求，就会显出卑琐的气质，就不是神秘的而是烟火气的、市井气的，也就不值得男人朝思暮想了。无言、善云雨、不纠缠正体现为男性对女性情欲的终极想象。
    “神女”也是两性交往中规避责任的心理需求的一种体现，由于传统的性爱模式唯一被视为合法的是发生在一夫一妻制婚姻之内，所以将性、爱、婚姻三者紧密结合为一体，任何在婚姻之外的情和性都被视为有违道德。但是另一方面，人本性中对性和对情的不同需求方式，并不能通过已有的婚姻形式和制度予以满足，于是所形成的身心压抑构成了反对婚姻的那股力量，纠缠着道德感，纠缠着经济与舆论压力，在个人的内心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想象。“神女”没有具体的体貌模样，她可以是任何个体所需求的女子，她不会给个体带来任何现实的压力和牵绊，所以，“神女”象征传统的存在也反映了男性在现有的性别文化中受压抑的现实。从而证明了性别文化的反思与重构，并不只为女性带来福利，而是服务于所有个体。另一方面，片面强化男性受益女性损益的做法，并不是改善性别关系和性别文化的捷径，反而会误导性别制度重构的方向，矫枉过正依然不是平等的两性文化的发展前景。

4，传承与合作——女性文化象征传统在传播中的批判应用
    女性文化象征传统是世界范围内文化发展线索中的一条，它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线索并行，并且以特定阶层为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背景为发展基础。由于两性不平等的性别文化不仅压抑了男女两性，尤其以对女性利益的牺牲最为突出，所以对女性文化象征传统的溯源与反思，一定程度上也梳理出了性别文化作用于社会生活以及性别制度作用于时代文化的一些典型特征。
    另一方面，女性文化象征是以女性为直接对象进行文化机制塑造与复制的一种表现，它的主体并非一定是女性的，传达的思想意识也并非完全是女性经验的总结。但是，作为社会精神财富的构成部分，作为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文化传统的构成部分，女性文化象征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现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反映出了女性普遍生存的环境与发展的困境。所以，作为一种间接吸收的意识资源，女性文化象征传统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
    传播作为一个独立而内涵丰奥的领域，自有其运行的机制和依托的社会文化背景，而传播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又都有其独特的体制和发展特点。如果仅从传播内容的角度来切入，特别是聚焦于女性文化的建设与传播这一环节，便可以提出以下问题：现有的传播生态在哪些层面的运作上复制了不平等的性别文化？如何规避这种复制惯性和依赖性，在传播的更多环节中建构更为平等与和谐的性别文化？
    从众多女性主义批评文本和研究成果中吸收的经验是，和谐与健康的女性文化传播环境，应该是（1）不再宣扬不利于女性主体地位的文化；（2）不再以女性的形象为卖点，特别是杜绝将女性商品化、物化的倾向；（3）不再强化“对于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利用上男性比女性具有天然优势”的歧视观念；（4）不再以男性视角为标准而限定的性别气质来规约和评判男女两性的个性、人格，乃至魅力与价值。
    适于先进、平等的女性文化传播的土壤，应该是消除性别歧视的，应该是提高性别敏感的，应该是以两性的和谐发展为前提的。因此，对具备相应的意识与执行措施的具体建议为：
    第一，管理、运行和参与传播产制的人群，应该具有一定的性别平等观念，对于已经被批评的各种歧视表现应予以规避。
    第二，传播运营的各个环节，应该把性别敏感置于考量决策的重要位置，杜绝将性别作为商业利益的必然牺牲，也应重视因其他利益而有意忽略性别敏感的现象。
    第三，传播的文化影响效果和社会反馈，应给予更多层面的评估，建立针对性别平等监测的体制，或在已有的监测体制中吸收性别平等的监测成果。
女性文化象征与表现之间，人群的态度上可分为支持性别平等观念的和漠视性别平等观念的，而后者中，又包含了支持或默认维护现有父权制性别文化的人群。所以建立先进的性别文化传播机制和环境，这两部分人群的导引和利用，应该有相应的策略：对于支持性别平等观念的人群，应该发挥她们积极舆论的力量和热情，特别是吸纳学院、研究机构、NGO组织的多方面力量，形成以弱势群体为服务主体、以消除性别歧视为旨归的话语及实践网络。对于漠视性别平等观念的人群，则应在工作环节中纳入性别培训机制，将性别平等的基本国策与传播的使命与责任联系起来，将改善受众生活品质与精神生态与性别平等的具体目标联系起来，通过已经初步建立的一些零散监测网络，对传播的实践者和管理者的性别倾向与态度予以正面规约，把性别平等政策在传播领域的贯彻和发挥作为事业的必要组成。
    对于传播学与性别学的相关研究者和业界操作者来说，相互的合作势必有利于性别平等观念的推广，因此在跨学科、多领域中建立融研究、实践为一体的运行监测网络，可以打通学者和大众、制作者和受众等的隔离与限制，从而形成新的性别话语体系与实践模式，形成更为有针对性的性别平等观念的操作平台，加强性别平等观念大众化，不啻为媒介传播女性先进文化和性别平等观念的一条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