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以前，民主革命的斗士鲁迅曾就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以精神疗救的医师自诩，呼吁时代的救赎。在其作品独幕剧《过客》中，他以自身经历作为模板勾勒了一幅所谓“看客”社会的图景，意欲揭示国民的麻木愚昧。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看客”社会的构制却依旧存在。近日刚刚落幕的第五届全国性文化节便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或许有人会说，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扬性文化预示了时代的进步。确实，从这一活动受欢迎的程度来看，尽管面对门票一再翻番的态势，但这依旧阻挡不了广大市民的热情，活动场面异常火爆。据媒体报道说，有些市民一直等到开幕式结束之后才有幸被“挤”到会场。可以说，开放的性意识已向国人敞开。但是，笔者试问：国人又敞开了什么呢？换言之，人们趋之若鹜的心理究竟源自何方？难道真如主办方所宣扬的活动主题“普及性知识，健康你我他”？
    记者发现，参加活动的观众中九成以上都是男同胞，而且竟然有性具商家打着“没有抢占到合适摊位”的幌子利用“人妖”作为其宣传的卖点，更有甚者，某位大学生居然举着注册有李银河域名的网站在到处叫卖。毋庸置疑，举办性文化节的初衷是为了营造两性和谐的生态环境，而上述情景的出现则显然不能作为彰显两性和谐主旨的佐证。相反，它表征了潜藏于民众身后的看客心态。借用传播学中的概念，这次活动的参加者基本上可以划归为两大阵营，即：受者群体和传者群体。针对受众，他们大都怀着好奇的窥视心态，参与到这场宏大的“视觉盛宴”当中，至于相关性知识的获取则大多被其视为附属品；而对于传者，其主要目的则在于利用前者的看客心态实现对商业利润最大化的追逐，因而漠视了有关性知识的宣传使命。可见，经典的收—受模型在工具理性的宰制下逐渐变体。而这显然背离了性文化节的初衷。倘若如此，我们又何苦通过官方渠道举办这样一个活动？民众大可不必兴师动众赶到广州，直接上网浏览一样可以获得同质的信息；而商家通过打广告也同样可以达到宣传的效果，何况这样一个活动本身受众群便有限。
    因此，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满足某种毫无意义的看客心态，而如何扭转所谓的看客机制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笔者真诚希望，活动举办方在赚取眼球的同时，能够反思自身的角色定位，不要使得本来初衷甚好的性文化节在看客心态的作祟下变了质。